《新编排韵增广事类氏族大全》（明刻本）
我国古代的姓氏源流问题，是历史学、文化学、民族学等学科都涉及的重要内容。中国人有姓、有名、还有字，姓在前面，名、字在后，与多数外国人不一样。例如：朱熹，姓朱、名熹、字元晦。今天人人有姓、有名，一部分人还有字，但字逐渐减少，很可能归于消亡。在古代的人际交往中，名一般用于谦称、卑称，而尊称时须用字号，直呼其名是很不礼貌的。先秦的姓不是后世的姓，这是必须分辨的。先秦的姓与远古的母系制度有关系，是氏族或部落的标志。由于姓标志一个人由哪个氏族生出，故称为“生”；由于当时知母不知父，所以加上“女”字边，写做“姓”。古人除了姓，还有氏。氏则是姓所衍生的分支，是家族的标志。姓由生而定，是不变的；氏因家族而分，是可变的。所谓“氏以别贵贱”。以什么为氏，常有以下几种方法：列国公族多以“孙”为系氏，如鲁国的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有的因出生公室就称公孙氏，出生王室就称王孙氏。有些以所居职官为氏，如司马氏、司空氏；有些以所封地名为氏，如韩氏、赵氏，还有东郭氏、柳下氏等。最多的是以祖父的字为氏，如孔子的祖父公孙嘉，字孔父，故孔子出世后便以孔为氏；秦将百里术，字西乞，其孙就以西乞为氏；齐文会之子字子高，其孙也以高为氏。氏与宗法制度密切相关，因为只要分立家室，就要命氏。上古姓与氏概念不同，战国以后，姓与氏逐渐合二为一，汉代则通谓之性。
此《新编排韵增广事类氏族大全》十集，明永乐十七年（1419）日新书堂刻本。匡高18.1厘米，广12.8厘米。每半叶十七行，行二十八字，四周双边，上下黑口，双鱼尾。首纲目，末有“永乐己亥孟春日新书堂新栞”牌记。
此书无序跋，故未详撰人并增广者。书中所引事迹迄于南宋季年，且书中注文有“大金支裔”之语，编者可能为金人后裔，时代当已入元。全书以天干分甲至癸十集。依《广韵》次第，以四声分隶各姓，复姓则以上一字为韵而排次之，每姓俱引史传人物，摘叙大略，而采其中二至五字为标题。大抵在撷取新颖，以供缀文之用。姓末多别附“女德婚姻”一门，亦策料之类。全书共收录六百四十七姓四千二百余人（含“女德婚姻”中人），计用八十四韵。《四库全书总目》该书提要曰：“特捃摭尚为广博，有其人为史传志秉所不详，而独见于此者，颇足以资旁证。至于王氏有临沂太原二派，勾氏避宋高宗讳分作数姓，兰亭会诗名氏，诸本不同，亦间附考订。寸有所长，固未尝无裨于艺苑也。”总之，是书注重从史传中摘取各姓氏的嘉言懿行、道德文章、忠烈孝慈、仙真古迹等有关风教者，录以垂训，而食淫败类者则不入。故是书为中国姓氏文化研究提供了系统而重要的历史数据。
日新书堂为闽中书坊，元至正至明宣德间均有刻书。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藏有同版此书两种。前述有刻书牌证本缺丙集，乙集末叶后半残缺，经日本藏书者抄配完整。另一藏本，即《吴兴刘氏嘉业堂善本书影》定为元刻者，盖未见“纲目”后之牌记，遂有此误。末附叶昌炽手跋：“右书不署撰人名。‘赵’字下但云‘虞伯益之后十三代至造父，周穆王赐以赵城，由此为赵氏’，而于‘耶律’称‘大辽’，‘完颜’称‘大金’，‘叶’字下引宋末叶梦鼎与江古心同在相位，则似元初人所为。元起朔漠，故尊辽金而黜天水。然书中遇宋讳如‘匡’字、嫌名如‘暅’字又皆缺笔，疑不能明。意者此书宋时坊肆通行，流传至北金时已有翻刻，即加改窜，至元复递有增益乎？每卷以十干分集，今仅存自己至癸五集，癸集复亡其半，然所采宋时士大夫嘉言懿行甚备，残圭断璧，殊可寳也。光绪己丑正月十二日，长洲叶昌炽。”
上海图书馆亦藏有一部，丙集不缺，“纲目”后半叶为前人撕去，用墨笔补抄目录，而永乐己亥牌记已不可见。又戊、己、庚三集配另十六行二十八字本，已收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作“元刻本”。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李盛铎旧藏（存五集，甲至戊）本，中华再造善本著录为“元刻本”（见书影四），《吴兴刘氏嘉业堂善本书影》、《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元版子部收录之“元刻本”均与此本同版（见书影三），今赖此本仅存之牌记，可以补正著录。
我国古代的姓氏源流问题，是历史学、文化学、民族学等学科都涉及的重要内容。中国人有姓、有名、还有字，姓在前面，名、字在后，与多数外国人不一样。例如：朱熹，姓朱、名熹、字元晦。今天人人有姓、有名，一部分人还有字，但字逐渐减少，很可能归于消亡。在古代的人际交往中，名一般用于谦称、卑称，而尊称时须用字号，直呼其名是很不礼貌的。先秦的姓不是后世的姓，这是必须分辨的。先秦的姓与远古的母系制度有关系，是氏族或部落的标志。由于姓标志一个人由哪个氏族生出，故称为“生”；由于当时知母不知父，所以加上“女”字边，写做“姓”。古人除了姓，还有氏。氏则是姓所衍生的分支，是家族的标志。姓由生而定，是不变的；氏因家族而分，是可变的。所谓“氏以别贵贱”。以什么为氏，常有以下几种方法：列国公族多以“孙”为系氏，如鲁国的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有的因出生公室就称公孙氏，出生王室就称王孙氏。有些以所居职官为氏，如司马氏、司空氏；有些以所封地名为氏，如韩氏、赵氏，还有东郭氏、柳下氏等。最多的是以祖父的字为氏，如孔子的祖父公孙嘉，字孔父，故孔子出世后便以孔为氏；秦将百里术，字西乞，其孙就以西乞为氏；齐文会之子字子高，其孙也以高为氏。氏与宗法制度密切相关，因为只要分立家室，就要命氏。上古姓与氏概念不同，战国以后，姓与氏逐渐合二为一，汉代则通谓之性。
此《新编排韵增广事类氏族大全》十集，明永乐十七年（1419）日新书堂刻本。匡高18.1厘米，广12.8厘米。每半叶十七行，行二十八字，四周双边，上下黑口，双鱼尾。首纲目，末有“永乐己亥孟春日新书堂新栞”牌记。
此书无序跋，故未详撰人并增广者。书中所引事迹迄于南宋季年，且书中注文有“大金支裔”之语，编者可能为金人后裔，时代当已入元。全书以天干分甲至癸十集。依《广韵》次第，以四声分隶各姓，复姓则以上一字为韵而排次之，每姓俱引史传人物，摘叙大略，而采其中二至五字为标题。大抵在撷取新颖，以供缀文之用。姓末多别附“女德婚姻”一门，亦策料之类。全书共收录六百四十七姓四千二百余人（含“女德婚姻”中人），计用八十四韵。《四库全书总目》该书提要曰：“特捃摭尚为广博，有其人为史传志秉所不详，而独见于此者，颇足以资旁证。至于王氏有临沂太原二派，勾氏避宋高宗讳分作数姓，兰亭会诗名氏，诸本不同，亦间附考订。寸有所长，固未尝无裨于艺苑也。”总之，是书注重从史传中摘取各姓氏的嘉言懿行、道德文章、忠烈孝慈、仙真古迹等有关风教者，录以垂训，而食淫败类者则不入。故是书为中国姓氏文化研究提供了系统而重要的历史数据。
日新书堂为闽中书坊，元至正至明宣德间均有刻书。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藏有同版此书两种。前述有刻书牌证本缺丙集，乙集末叶后半残缺，经日本藏书者抄配完整。另一藏本，即《吴兴刘氏嘉业堂善本书影》定为元刻者，盖未见“纲目”后之牌记，遂有此误。末附叶昌炽手跋：“右书不署撰人名。‘赵’字下但云‘虞伯益之后十三代至造父，周穆王赐以赵城，由此为赵氏’，而于‘耶律’称‘大辽’，‘完颜’称‘大金’，‘叶’字下引宋末叶梦鼎与江古心同在相位，则似元初人所为。元起朔漠，故尊辽金而黜天水。然书中遇宋讳如‘匡’字、嫌名如‘暅’字又皆缺笔，疑不能明。意者此书宋时坊肆通行，流传至北金时已有翻刻，即加改窜，至元复递有增益乎？每卷以十干分集，今仅存自己至癸五集，癸集复亡其半，然所采宋时士大夫嘉言懿行甚备，残圭断璧，殊可寳也。光绪己丑正月十二日，长洲叶昌炽。”
上海图书馆亦藏有一部，丙集不缺，“纲目”后半叶为前人撕去，用墨笔补抄目录，而永乐己亥牌记已不可见。又戊、己、庚三集配另十六行二十八字本，已收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作“元刻本”。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李盛铎旧藏（存五集，甲至戊）本，中华再造善本著录为“元刻本”（见书影四），《吴兴刘氏嘉业堂善本书影》、《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元版子部收录之“元刻本”均与此本同版（见书影三），今赖此本仅存之牌记，可以补正著录。
乌克兰犯下致命过失，大量发枪终引恶果!
前几日，乌克兰政府为抵抗俄军入侵，向全国人民发放了大量枪支弹药，还武装了不少犯罪分子，造成人人皆兵，本指望他们能够保卫祖国，结果没见他们抵抗俄军，自己人先内讧起来，全国治安迅速恶化，杀人放火拦路抢劫屡见不鲜，被杀害的无辜群众比战场上死的人还多!
悲哀啊!
前几日，乌克兰政府为抵抗俄军入侵，向全国人民发放了大量枪支弹药，还武装了不少犯罪分子，造成人人皆兵，本指望他们能够保卫祖国，结果没见他们抵抗俄军，自己人先内讧起来，全国治安迅速恶化，杀人放火拦路抢劫屡见不鲜，被杀害的无辜群众比战场上死的人还多!
悲哀啊!
读书学典:《论语.雍也》6.30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现代翻译：子贡说：“如果一个人能广泛地给民众以好处，而且能够帮助众人生活得很好，这人怎么样？可以说他有仁德了吗？”孔子说：“哪里仅仅是仁德呢，那一定是圣德了！尧和舜大概都难以做到！一个有仁德的人，自己想树立的，同时也帮助别人树立；自己要事事通达顺畅，同时也使别人事事通达顺畅。凡事能够推己及人，可以说是实行仁道的方法了。”
三国魏何晏等《论语集解》：孔曰：君能广施恩惠，济民於患难，尧、舜至圣，犹病其难。更为子贡说仁者之行。方，道也。但能近取譬於已，皆如己所欲而施之於人。
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子贡问言：若有人所能广施恩惠于民，又能救济众民之患难，能如此者何如？可得谓为仁人否乎？孔子答。曰若能如此者，何事是仁乎？尧舜古圣天子也。病，犹患也。诸，之也。又言。前所能之事，乃是圣人之行，而圣人犹病患其事之难行也。
既云前事不啻是仁，为圣所难。故此更答为仁之道也，言己若欲自立自达，则必先立达他人，则是有仁之者也。能近取譬于诸身，远取诸物，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能如此者可谓为仁之方也。方犹道也。
宋朱熹《论语集注》：博，广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圣以地言，则造其极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辞。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于仁，必也圣人能之乎！则虽尧舜之圣，其心犹有所不足于此也。以是求仁，愈难而愈远矣。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于此观之，可以见天理之周流而无闲矣。状仁之体，莫切于此。譬，喻也。方，术也。近取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犹是也。然后推其所欲以及于人，则恕之事而仁之术也。于此勉焉，则有以胜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医书以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属己，自与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故博施济众，乃圣人之功用。仁至难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观仁，可以得仁之体。”又曰“论语言‘尧舜其犹病诸’者二。夫博施者，岂非圣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圣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顾其养有所不赡尔，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济众者，岂非圣人之所欲？然治不过九州。圣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济也，顾其治有所不及尔，此病其济之不众也。推此以求，修己以安百姓，则为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则便不是圣人。”吕氏曰：“子贡有志于仁，徒事高远，未知其方。孔子教以于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为仁之方，虽博施济众，亦由此进。”
宋刑昺《论语注疏》：此章明仁道也。子贡问夫子曰：“设如人君能广施恩惠於民而能振济众民於患难者，此德行何如？可以谓之仁人之君乎？”孔子答子贡言：“君能博施济众，何止事於仁！谓不啻於仁，必也为圣人乎！然行此事甚难，尧、舜至圣，犹病之以为难也。”孔子更为子贡说仁者之行也。方，犹道也。言夫仁者，己欲立身进达而先立达他人，又能近取譬於已，皆恕已所欲而施之於人，已所不欲，弗施於人，可谓仁道也。
宋陈祥道《论语全解》：非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不足以博施济众；非以百姓之心为心，不足以安百姓。博施济众修已以安百姓者，天下之至难，尧舜者天下之至圣，以天下之至圣犹病天下之至难，则下于尧舜者其可易言哉？书曰：安民则惠，惟帝其难之。老子曰：多异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皆此意也。素问曰：神用无方，谓之圣惟无方故。所施者博而所济者众，若仁则有方矣。已盖立则不废，达则不穷，自立自达而忘乎人，则入乎杨（杨朱，主张“贵己” 、“重生”、 “人人不损一毫”的思想。杨朱认为：“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在战国时期，有“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的现象”），而非所谓兼爱立人；达人而忘乎已，则入乎墨（墨子是墨家学说的创立者，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等观点，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而非所谓自爱。故欲立欲达者，仁之自爱也；立人达人者仁之兼爱也。传曰：独贵独富君子耻之，此之谓也。彼危人而自安，害人而自富者，岂知此哉！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行仁的方法，当你希望成功时，也帮助他人成功；当你希望发展时，也促进他人发展。同时，也包括自己不想要的，不要强加给他人；也是实行“仁”的重要原则，推己及人，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儒家道德修养中用于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即“忠恕”，忠恕要求根据自己内心的体验来推测别人的思想感受，达到推己及人的目的。子贡把仁看得很神圣，很高大，很难做到。但是子贡对仁的认识显然有偏差，他过多地从效果来看问题，其实“仁”的本质更多地体现在动机上，所以孔子说“仁”没有那么难，只要能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样由近及远，推己及人，就是行仁的方法。只要有爱人之心，平等待人之心，视人如己之心，就可以了。“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不同历史时期对“仁”赋予新的不同的涵义，但基本上是对这个观点的的延续与传承。 https://t.cn/RxRVHIh
现代翻译：子贡说：“如果一个人能广泛地给民众以好处，而且能够帮助众人生活得很好，这人怎么样？可以说他有仁德了吗？”孔子说：“哪里仅仅是仁德呢，那一定是圣德了！尧和舜大概都难以做到！一个有仁德的人，自己想树立的，同时也帮助别人树立；自己要事事通达顺畅，同时也使别人事事通达顺畅。凡事能够推己及人，可以说是实行仁道的方法了。”
三国魏何晏等《论语集解》：孔曰：君能广施恩惠，济民於患难，尧、舜至圣，犹病其难。更为子贡说仁者之行。方，道也。但能近取譬於已，皆如己所欲而施之於人。
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子贡问言：若有人所能广施恩惠于民，又能救济众民之患难，能如此者何如？可得谓为仁人否乎？孔子答。曰若能如此者，何事是仁乎？尧舜古圣天子也。病，犹患也。诸，之也。又言。前所能之事，乃是圣人之行，而圣人犹病患其事之难行也。
既云前事不啻是仁，为圣所难。故此更答为仁之道也，言己若欲自立自达，则必先立达他人，则是有仁之者也。能近取譬于诸身，远取诸物，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能如此者可谓为仁之方也。方犹道也。
宋朱熹《论语集注》：博，广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圣以地言，则造其极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辞。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于仁，必也圣人能之乎！则虽尧舜之圣，其心犹有所不足于此也。以是求仁，愈难而愈远矣。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于此观之，可以见天理之周流而无闲矣。状仁之体，莫切于此。譬，喻也。方，术也。近取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犹是也。然后推其所欲以及于人，则恕之事而仁之术也。于此勉焉，则有以胜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医书以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属己，自与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故博施济众，乃圣人之功用。仁至难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观仁，可以得仁之体。”又曰“论语言‘尧舜其犹病诸’者二。夫博施者，岂非圣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圣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顾其养有所不赡尔，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济众者，岂非圣人之所欲？然治不过九州。圣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济也，顾其治有所不及尔，此病其济之不众也。推此以求，修己以安百姓，则为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则便不是圣人。”吕氏曰：“子贡有志于仁，徒事高远，未知其方。孔子教以于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为仁之方，虽博施济众，亦由此进。”
宋刑昺《论语注疏》：此章明仁道也。子贡问夫子曰：“设如人君能广施恩惠於民而能振济众民於患难者，此德行何如？可以谓之仁人之君乎？”孔子答子贡言：“君能博施济众，何止事於仁！谓不啻於仁，必也为圣人乎！然行此事甚难，尧、舜至圣，犹病之以为难也。”孔子更为子贡说仁者之行也。方，犹道也。言夫仁者，己欲立身进达而先立达他人，又能近取譬於已，皆恕已所欲而施之於人，已所不欲，弗施於人，可谓仁道也。
宋陈祥道《论语全解》：非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不足以博施济众；非以百姓之心为心，不足以安百姓。博施济众修已以安百姓者，天下之至难，尧舜者天下之至圣，以天下之至圣犹病天下之至难，则下于尧舜者其可易言哉？书曰：安民则惠，惟帝其难之。老子曰：多异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皆此意也。素问曰：神用无方，谓之圣惟无方故。所施者博而所济者众，若仁则有方矣。已盖立则不废，达则不穷，自立自达而忘乎人，则入乎杨（杨朱，主张“贵己” 、“重生”、 “人人不损一毫”的思想。杨朱认为：“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在战国时期，有“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的现象”），而非所谓兼爱立人；达人而忘乎已，则入乎墨（墨子是墨家学说的创立者，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等观点，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而非所谓自爱。故欲立欲达者，仁之自爱也；立人达人者仁之兼爱也。传曰：独贵独富君子耻之，此之谓也。彼危人而自安，害人而自富者，岂知此哉！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行仁的方法，当你希望成功时，也帮助他人成功；当你希望发展时，也促进他人发展。同时，也包括自己不想要的，不要强加给他人；也是实行“仁”的重要原则，推己及人，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儒家道德修养中用于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即“忠恕”，忠恕要求根据自己内心的体验来推测别人的思想感受，达到推己及人的目的。子贡把仁看得很神圣，很高大，很难做到。但是子贡对仁的认识显然有偏差，他过多地从效果来看问题，其实“仁”的本质更多地体现在动机上，所以孔子说“仁”没有那么难，只要能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样由近及远，推己及人，就是行仁的方法。只要有爱人之心，平等待人之心，视人如己之心，就可以了。“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不同历史时期对“仁”赋予新的不同的涵义，但基本上是对这个观点的的延续与传承。 https://t.cn/RxRVH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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