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寻敦煌莫高窟壁画里的“冬奥会”】
《中国日报》2月8日三版，对敦煌莫高窟壁画与冬季运动的相似性进行了报道。
此前，《中国日报》对敦煌研究院副院长张元林进行了采访。
问：敦煌壁画上都有哪些运动场景？这些运动有部分是奥运会的比赛项目，您认为这对敦煌文化的传播有哪些影响？
答：壁画中保存了生活在丝绸之路沿线的我国古代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民间、民俗体育活动场景，包括竞技类的射箭、摔跤、相扑、体操、技巧、游泳、跳水、跳跃、举重、棋弈、投掷、马术、马球、击剑，以及健身养生类的对弈、气功、武术和杂技玩耍、智力游戏等活动场景的画面，内容几乎涵盖现代体育的各个门类，反映出古代的体育文化，这是敦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运动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有部分运动项目，这是敦煌文化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鲜活实例。而且这对敦煌文化接近普通百姓，拉进敦煌文化与人的距离感是很有帮助的。
问:敦煌莫高窟第249窟上的类似运动的场景刻画大概是在什么年代？当时是为了什么画的？
答：这个洞窟是北魏末到西魏时候的，换成时间的话是在五世纪末到六世纪初，它顶上画的最初原型是中国传统神话中的人物形象。它的功能用途在学术界是有争议的。一种认为它是中国传统道家的神话人物形象，另一种认为它是佛教的“天神”、“飞天”的中国式的形象。我更倾向于它表达的是佛教的思想，因为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部分是有采纳和吸收的。所以，它们在洞窟中是脱离了原来的中国传统神话的语境被佛教吸收，成为佛教的护法神明，还是中国传统的神像思想和佛教信仰融合，这还值得进一步商榷。
天人有各种动作，有的在手持乐器，有的在弹奏，有的在跳舞，有的在歌唱，如果在佛教的语境下的话，他们都是歌舞娱佛，也是一种供养佛的一种形式。如果把他们具体的姿势动作解读成从事体育运动，因为没有放在具体语境下，所以是不太严谨的，也有点过度解读。
问：之前有看到您2008年写的文章。您有写到249和290这两个窟运动元素比较多，那您是否能够帮我们解读一下当时人们为什么要做这些壁画？
答：290窟比249窟要晚一点，290窟顶壁画是画的是佛传故事。我们知道释迦摩尼在历史上它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形象，那么他后来涅槃以后，因为佛教信仰传播的需要，他的这些弟子们要把他的这些真实的经验进一步神化，其中就牵扯到说他年轻的时候是力大无穷，他的妻子是貌美无比，邻国的公主他们好多人都在慕名而来，比武招亲。这个过程中，他就有好多射箭、摔跤等等这些，甚至还有马术上的一些场景。画面中的表现也就神化了，像一箭射七鼓，一只箭把七面铜鼓一箭穿透，这个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但是它的画面画出来了。但是我们看到他的一些基本动作，拉弓射箭的基本动作，或者那种架子上挂靶子等这些又在反映生活，就是反映了古代的时候体育生活的一些元素，那么包括290窟的摔跤画面，两个人在那发力的时候，虽然是背对着观者的，但是能看出来是真实的。比如我们在看摔跤比赛的一下子肌肉隆起，后背脊线，就有画家就很浓重的一笔感觉在发力，他把这个瞬间刻画出来了，像249窟窟顶，还有骑在马上投标枪，还有反身射虎的拉弓拉满弓的那一瞬间，这些我们不能说是它是一种单纯的体育，它就是体育也来源于生活。
它是从人类基本的日常生活中，给它提炼出来，这些画面中我们看到了跟体育活动，后来成为奥林匹克体育的一种相似的这种画面。
当然有些东西随着古代奥林匹克或者健身运动的兴趣，就从这里头进一步剥离升华起来了。290窟实际上表现释迦摩尼佛传记的窟顶，它的窟顶是一个像人字披一样横着的人字披，定东披西披，它用87个画面表现释迦摩尼从他母亲怀胎，一直到他涅槃，一生的故事就用87个画面，其中表现他在出家前在这成长过程中和在求婚过程中，这些里头就有一些这种表现竞技的画面，体育田径甚至跟体操这些相似的这些画面。
到后五代时期的第61窟也是为了表现他的传记里面就有拿剑一剑下去以后，他那一箭下去就7只竹子就断了，他给你动作的时候，好像那种定格似的，那种击剑的那种场面，还有夸张的马上的马术，还有站着马上左右开弓的那些。它与我们的奥林匹克的“更快更高更强”的精神追求的愿望是一致的。这种冲破人体自身限制这种理想和这种愿景跟奥林匹克体育运动的一样的，它是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后，它的最终目的也是跟信仰敬神的一种，后来慢慢成为一种娱乐化。所以这个上面有一些东西它还是有一些共通的，从这个角度上，不是单纯的就是为了体育，敦煌壁画中，他画的这些他都要围着宣传佛教思想，这些场景里面除去宗教外衣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好多生活的方法。
问：那些形象您觉得他当时是对一种生活上的记录，或者说是对于生活上的一些期待，您觉得这个方面应该怎么解释呢？
答：这个它是表现造神运动之中，画工也是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一方面是经文中他要需要，另一方面他要画出形象，他肯定跟他自己熟悉的生活中的这些健身体育这些民间的这些东西画出来了，所以这里头有一定的现实性，但他不是为了单纯的表现体育场景，在生活中的这些东西是他观察到的，但是实际上这种健身运动、武术这种“百戏”里的这些，动作和场景它是有的。所以就是说投射到壁画中，今天来说，这是反映了当时很大程度体育的场景是没问题的。
问:也就是说这种形象是来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的是吗？
答：对，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甚至这有些像角抵、摔跤或相扑场景还是写实的，基本上也就是一种形象的场景的一种定格。有些是高于生活的，可能就想象表现你打过去的时候，他手上驮的一个小象，经文中也说他把一个象就扔出城来了，那画面就画一个就是右手托一个象，还有托的一个鼎，一个大锅一样的顶，那么这就是高于生活了，但是他反映他的这种举重的意识的力量感，他还是跟生活中的这种意愿还是相通的。
问：我们知道冬奥会的滑雪跳台还有火炬的设计都有飞天壁画的元素，那么您可以给我们讲一下飞天壁画它的一些创作的过程包括背后的寓意吗？
答：“飞天”这个词从名称，到对他的理解到他的表现其实也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飞天”本身它这个词是中国人创造的，最早出现在杨炫之的《洛阳迦南纪》里面。第一次出现飞天这个词，这个它原本在佛教里面它是佛教的供养天人，在佛国世界里面，通过歌舞美妙的歌音、歌声、歌舞用来供养佛的这些天人，它很早在印度佛教艺术就出现了。
然后佛教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以后，把这些形象吸收过来，所以我们看到印度佛教艺术时候，印度里头它形象它就是天人，他跟基督教里面天使不一样，基督教天使都是有翅膀的，但是佛教的天人他没有翅膀。最早在印度的时候，这种天人已经出现了，但是印度式的肥臀、丰胸、细腰等这种感官性很强的，沿着丝路一路向东传，经得到经过新疆以后，又吸收了一些西亚、波斯的甚至更西边的一些这种文化，所以我们在新疆的时候能看到这些飞天的时候，它的形体还比较僵硬，体态还是略微丰满，但是已经那种感官性已经不像在印度那么强了。早期它还是像一个大写的U字型那种到传到敦煌早期的时候，从北朝晚期到隋代开始，因为佛教传入中国，佛教也是进一步受中国传统的神仙的思想，中国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比较含蓄的审美观影响。那么就那些丰胸、肥臀这种很具感官力的东西，慢慢就简化了。到隋代的时候已经变成敦煌壁画中的这种、体现出中国式的这种飞天的形象了。
通过飘扬的飘带和翻转的衣裙来衬托，我们中国式的飞天到敦煌壁画到隋代开始，我们往往看不出他的身材，这时候只看到它长长的飘带和翻转的衣裙，它就是营造这种轻盈、凌空飞翔的姿态，是这种变化。所以飞天里头那么在敦煌的时候已经逐渐中国化了，身材修长，衣裙飘带也刻意表达了。
还有一些在莲花中间，那么现在经过少年岁月的洗涤，有些变色了，有些褪色了，所以给人感觉出来好像把她的当初的线描的那些东西进一步突出了，她身上的那些晕染那些色块，有红的变黑了，浅的就变淡了，所以我们感觉出来有些动作就很夸张了。
问：在今年的奥运会火炬上面，它设计的是有敦煌相关元素在里边，比如说像祥云这些的，您怎么看待这种创意？
答：可以把飞天跟火炬结合起来这种创意也挺好的，从把历史和当代联合，飞天本身也寄托的，人自由和美的这种象征，对人生冲破人类极限，像这种这跟奥运这种更快更高更强的这种意愿也可以结合起来。
因为这个东西毕竟不是搞学术研究，我们只要不要过度的解决，但是它里头像这个设计的意念上，我觉得很好，这也是对这种传统文化的一种创新性发展，创造性继承。
问：您觉得这些壁画对于当代的这些美学上面的贡献有哪些呢？
答：我觉得这些灵感元素都很好，敦煌文化与敦煌壁画的元素不仅仅在体育上，你看在服装上，在传统图案上，当年常莎娜设计的人民大会堂的装饰图案，包括甘肃厅好多，我觉得这就是佛教本身它是否定现实的对吧？
对人类情感它是要灭欲是吧？咱们都知道要追求一种空的进行灭欲，但是佛教在传播佛教艺术的时候，他这也是个悖论，他最美的形象最美的图案，一切能打动人的心灵和审美的才能传播，他的宗教理想是一种否定现实情感，但是他的传播过程中它也是用最具情感的方式，那么最情感的方式是美。人类对美的这种追求和对美的这种愉悦感，这是共同的。
那么所以这个里头它就有最美的元素，那么今天我们抛开这些宗教的外衣，看这些图案它本身体现出这种质朴的这种美感，或者是人类对这种美的向往，这种创造和现在今天的对奥运理想的追求。人类不同的民族不同文化，通过奥运来在一起达到这种包容与理解，这种是共同的这个东西还是依然有生命力的。
来源：中国日报网
《中国日报》2月8日三版，对敦煌莫高窟壁画与冬季运动的相似性进行了报道。
此前，《中国日报》对敦煌研究院副院长张元林进行了采访。
问：敦煌壁画上都有哪些运动场景？这些运动有部分是奥运会的比赛项目，您认为这对敦煌文化的传播有哪些影响？
答：壁画中保存了生活在丝绸之路沿线的我国古代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民间、民俗体育活动场景，包括竞技类的射箭、摔跤、相扑、体操、技巧、游泳、跳水、跳跃、举重、棋弈、投掷、马术、马球、击剑，以及健身养生类的对弈、气功、武术和杂技玩耍、智力游戏等活动场景的画面，内容几乎涵盖现代体育的各个门类，反映出古代的体育文化，这是敦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运动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有部分运动项目，这是敦煌文化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鲜活实例。而且这对敦煌文化接近普通百姓，拉进敦煌文化与人的距离感是很有帮助的。
问:敦煌莫高窟第249窟上的类似运动的场景刻画大概是在什么年代？当时是为了什么画的？
答：这个洞窟是北魏末到西魏时候的，换成时间的话是在五世纪末到六世纪初，它顶上画的最初原型是中国传统神话中的人物形象。它的功能用途在学术界是有争议的。一种认为它是中国传统道家的神话人物形象，另一种认为它是佛教的“天神”、“飞天”的中国式的形象。我更倾向于它表达的是佛教的思想，因为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部分是有采纳和吸收的。所以，它们在洞窟中是脱离了原来的中国传统神话的语境被佛教吸收，成为佛教的护法神明，还是中国传统的神像思想和佛教信仰融合，这还值得进一步商榷。
天人有各种动作，有的在手持乐器，有的在弹奏，有的在跳舞，有的在歌唱，如果在佛教的语境下的话，他们都是歌舞娱佛，也是一种供养佛的一种形式。如果把他们具体的姿势动作解读成从事体育运动，因为没有放在具体语境下，所以是不太严谨的，也有点过度解读。
问：之前有看到您2008年写的文章。您有写到249和290这两个窟运动元素比较多，那您是否能够帮我们解读一下当时人们为什么要做这些壁画？
答：290窟比249窟要晚一点，290窟顶壁画是画的是佛传故事。我们知道释迦摩尼在历史上它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形象，那么他后来涅槃以后，因为佛教信仰传播的需要，他的这些弟子们要把他的这些真实的经验进一步神化，其中就牵扯到说他年轻的时候是力大无穷，他的妻子是貌美无比，邻国的公主他们好多人都在慕名而来，比武招亲。这个过程中，他就有好多射箭、摔跤等等这些，甚至还有马术上的一些场景。画面中的表现也就神化了，像一箭射七鼓，一只箭把七面铜鼓一箭穿透，这个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但是它的画面画出来了。但是我们看到他的一些基本动作，拉弓射箭的基本动作，或者那种架子上挂靶子等这些又在反映生活，就是反映了古代的时候体育生活的一些元素，那么包括290窟的摔跤画面，两个人在那发力的时候，虽然是背对着观者的，但是能看出来是真实的。比如我们在看摔跤比赛的一下子肌肉隆起，后背脊线，就有画家就很浓重的一笔感觉在发力，他把这个瞬间刻画出来了，像249窟窟顶，还有骑在马上投标枪，还有反身射虎的拉弓拉满弓的那一瞬间，这些我们不能说是它是一种单纯的体育，它就是体育也来源于生活。
它是从人类基本的日常生活中，给它提炼出来，这些画面中我们看到了跟体育活动，后来成为奥林匹克体育的一种相似的这种画面。
当然有些东西随着古代奥林匹克或者健身运动的兴趣，就从这里头进一步剥离升华起来了。290窟实际上表现释迦摩尼佛传记的窟顶，它的窟顶是一个像人字披一样横着的人字披，定东披西披，它用87个画面表现释迦摩尼从他母亲怀胎，一直到他涅槃，一生的故事就用87个画面，其中表现他在出家前在这成长过程中和在求婚过程中，这些里头就有一些这种表现竞技的画面，体育田径甚至跟体操这些相似的这些画面。
到后五代时期的第61窟也是为了表现他的传记里面就有拿剑一剑下去以后，他那一箭下去就7只竹子就断了，他给你动作的时候，好像那种定格似的，那种击剑的那种场面，还有夸张的马上的马术，还有站着马上左右开弓的那些。它与我们的奥林匹克的“更快更高更强”的精神追求的愿望是一致的。这种冲破人体自身限制这种理想和这种愿景跟奥林匹克体育运动的一样的，它是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后，它的最终目的也是跟信仰敬神的一种，后来慢慢成为一种娱乐化。所以这个上面有一些东西它还是有一些共通的，从这个角度上，不是单纯的就是为了体育，敦煌壁画中，他画的这些他都要围着宣传佛教思想，这些场景里面除去宗教外衣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好多生活的方法。
问：那些形象您觉得他当时是对一种生活上的记录，或者说是对于生活上的一些期待，您觉得这个方面应该怎么解释呢？
答：这个它是表现造神运动之中，画工也是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一方面是经文中他要需要，另一方面他要画出形象，他肯定跟他自己熟悉的生活中的这些健身体育这些民间的这些东西画出来了，所以这里头有一定的现实性，但他不是为了单纯的表现体育场景，在生活中的这些东西是他观察到的，但是实际上这种健身运动、武术这种“百戏”里的这些，动作和场景它是有的。所以就是说投射到壁画中，今天来说，这是反映了当时很大程度体育的场景是没问题的。
问:也就是说这种形象是来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的是吗？
答：对，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甚至这有些像角抵、摔跤或相扑场景还是写实的，基本上也就是一种形象的场景的一种定格。有些是高于生活的，可能就想象表现你打过去的时候，他手上驮的一个小象，经文中也说他把一个象就扔出城来了，那画面就画一个就是右手托一个象，还有托的一个鼎，一个大锅一样的顶，那么这就是高于生活了，但是他反映他的这种举重的意识的力量感，他还是跟生活中的这种意愿还是相通的。
问：我们知道冬奥会的滑雪跳台还有火炬的设计都有飞天壁画的元素，那么您可以给我们讲一下飞天壁画它的一些创作的过程包括背后的寓意吗？
答：“飞天”这个词从名称，到对他的理解到他的表现其实也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飞天”本身它这个词是中国人创造的，最早出现在杨炫之的《洛阳迦南纪》里面。第一次出现飞天这个词，这个它原本在佛教里面它是佛教的供养天人，在佛国世界里面，通过歌舞美妙的歌音、歌声、歌舞用来供养佛的这些天人，它很早在印度佛教艺术就出现了。
然后佛教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以后，把这些形象吸收过来，所以我们看到印度佛教艺术时候，印度里头它形象它就是天人，他跟基督教里面天使不一样，基督教天使都是有翅膀的，但是佛教的天人他没有翅膀。最早在印度的时候，这种天人已经出现了，但是印度式的肥臀、丰胸、细腰等这种感官性很强的，沿着丝路一路向东传，经得到经过新疆以后，又吸收了一些西亚、波斯的甚至更西边的一些这种文化，所以我们在新疆的时候能看到这些飞天的时候，它的形体还比较僵硬，体态还是略微丰满，但是已经那种感官性已经不像在印度那么强了。早期它还是像一个大写的U字型那种到传到敦煌早期的时候，从北朝晚期到隋代开始，因为佛教传入中国，佛教也是进一步受中国传统的神仙的思想，中国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比较含蓄的审美观影响。那么就那些丰胸、肥臀这种很具感官力的东西，慢慢就简化了。到隋代的时候已经变成敦煌壁画中的这种、体现出中国式的这种飞天的形象了。
通过飘扬的飘带和翻转的衣裙来衬托，我们中国式的飞天到敦煌壁画到隋代开始，我们往往看不出他的身材，这时候只看到它长长的飘带和翻转的衣裙，它就是营造这种轻盈、凌空飞翔的姿态，是这种变化。所以飞天里头那么在敦煌的时候已经逐渐中国化了，身材修长，衣裙飘带也刻意表达了。
还有一些在莲花中间，那么现在经过少年岁月的洗涤，有些变色了，有些褪色了，所以给人感觉出来好像把她的当初的线描的那些东西进一步突出了，她身上的那些晕染那些色块，有红的变黑了，浅的就变淡了，所以我们感觉出来有些动作就很夸张了。
问：在今年的奥运会火炬上面，它设计的是有敦煌相关元素在里边，比如说像祥云这些的，您怎么看待这种创意？
答：可以把飞天跟火炬结合起来这种创意也挺好的，从把历史和当代联合，飞天本身也寄托的，人自由和美的这种象征，对人生冲破人类极限，像这种这跟奥运这种更快更高更强的这种意愿也可以结合起来。
因为这个东西毕竟不是搞学术研究，我们只要不要过度的解决，但是它里头像这个设计的意念上，我觉得很好，这也是对这种传统文化的一种创新性发展，创造性继承。
问：您觉得这些壁画对于当代的这些美学上面的贡献有哪些呢？
答：我觉得这些灵感元素都很好，敦煌文化与敦煌壁画的元素不仅仅在体育上，你看在服装上，在传统图案上，当年常莎娜设计的人民大会堂的装饰图案，包括甘肃厅好多，我觉得这就是佛教本身它是否定现实的对吧？
对人类情感它是要灭欲是吧？咱们都知道要追求一种空的进行灭欲，但是佛教在传播佛教艺术的时候，他这也是个悖论，他最美的形象最美的图案，一切能打动人的心灵和审美的才能传播，他的宗教理想是一种否定现实情感，但是他的传播过程中它也是用最具情感的方式，那么最情感的方式是美。人类对美的这种追求和对美的这种愉悦感，这是共同的。
那么所以这个里头它就有最美的元素，那么今天我们抛开这些宗教的外衣，看这些图案它本身体现出这种质朴的这种美感，或者是人类对这种美的向往，这种创造和现在今天的对奥运理想的追求。人类不同的民族不同文化，通过奥运来在一起达到这种包容与理解，这种是共同的这个东西还是依然有生命力的。
来源：中国日报网
【酒里的风雅】前几天，负责社区工作的片警在小区群内发布了一条消息，提醒大家注意，当天辖区内发生4起警情，其中3起与醉酒有关，有的因为喝多了酒，在出租车上呕吐，与的哥发生纠纷，有的醉倒在车库不能回家，说不清家住何方，民警都及时出警妥善处理。民警特别提示：家有“酒鬼”的要注意了，酒后误事、酒多伤身、酒大出糗、酒狂违法。
酒被认为乃风雅之事，主要因为有那么一批好酒的文人墨客，酒后还能妙笔生花，写出一篇篇花团锦簇的诗词歌赋，或者留下一段段才子佳人诗酒唱和的浪漫故事。传来传去，不断美化神化，酒几乎成了风雅的代名词。其实，酒喝多了，喝醉了，喝乱套了，哪还有什么风雅。要想从酒里找风雅，切忌照着葫芦画瓢，以免贻笑大方。
喝酒的历史，无论中外都是源远流长。中国造酒起源于何时，一种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大禹时期的仪狄造酒。仪狄成功造出酒来，自然喜不自禁，赶紧奉献给大禹品尝。不过，大禹喝过之后，不仅没有嘉奖仪狄，反而疏远了他。理由呢？大禹认为，酒虽然让人“饮而甘之”，但这种感觉容易让人失掉节制，容易使人忘乎所以，而且，大禹还判断，将来一定会出现因为饮酒无度而误国的国君。大禹于是不再喝酒。《战国策》中记载，大禹“遂疏仪狄而绝旨酒”。这个传说，固然是为了表现大禹的圣明，我觉得更似后人借以表达对酒爱恨交加的纠结心态。
美酒酿造出来，最初用于祭祀。祭祀中用酒的原则，以淡为美。复旦大学教授郭晓东介绍，《周礼》中有“五齐三酒”之说。祭祀用酒，以“五齐”为主，“三酒”只起到配角的作用。在祭祀中所体现的是贵薄贱厚的原则，越是味薄之酒，在祭祀中地位越高，越好喝的酒，在祭祀中的地位则越低。之所以如此，有两个原因：一是重古善质。《礼记·礼运》记载：“玄酒在室，醴醆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从这个记载看，“玄酒”地位最重要，而“澄酒”地位最低。按照郑玄的注释，“玄酒”即水。酒越醇厚，离神越远，在祭祀中地位最卑，“玄酒”的地位反而最高。二是善质不尚味。祭祀之中，神明享德而不享味。《礼记·乐记》所谓“食飨之礼，非致味也”。这一原则对祭祀之人也同样有效，即“示民不贪淫于味”。
后世以来，随着酒被赋予更多政治教化的意义，酒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展，逐渐从祭祀进入世俗生活。至汉魏时期，酒风早已大盛，举行宴会聚会，酒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角色。对于文人而言，不加节制地喝酒，反而成了超凡脱俗的“风度”。“竹林七贤”标榜名士风流，他们常常因“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出格言行为世人侧目。有时候为了全身远祸，他们就把喝酒当成保护自己的一个幌子。比如阮籍，辞掉更重要的职位，去当步兵校尉这个小官，只是因为这个职位“厨中有贮酒数百斛”。仅就此事看来，他似乎就是个嗜酒如命的“酒鬼”，但是，如果联想一下他的处境和心态，他喝酒似乎又有很多不可言说的苦闷。按《晋书》记载，司马昭为了拉拢阮籍，曾为自己的儿子向阮籍的女儿提亲，阮籍心里不同意这门婚事，但又不敢明目张胆地拒绝，只好喝酒装醉，他每天都是酩酊大醉，以至于“醉六十日”，这门亲事“不得言而止”，最终不了了之。
酒可为文人添五彩笔，也可为武将壮英雄胆，只是，酒的作用并非一直正向——喝酒还容易误事。
拿文人来说，李白是诗仙，也是酒仙，最终因为酒喝多了，言行无状，令宦官高力士脱靴，被逐出朝廷。
以武将为例，这种情况也很多。比如张飞，按《三国演义》描述，张飞好酒，只是因为喝酒屡屡误事。曹操用荀彧“驱虎吞狼”之计，让刘备攻打袁术，以促成刘备与吕布相争的局面。刘备命张飞把守徐州。行前，刘备一再叮嘱张飞不得饮酒，张飞自己也承诺，守城期间坚决不喝酒。不过，他最终还是没戒住。他不仅自己醉酒，还强逼“从天戒，不饮酒”的曹豹喝酒，因为曹豹不喝又令鞭打五十。曹豹气愤不过，当夜修书一封，急让吕布派兵攻打徐州。曹豹是吕布的老丈人。吕布听说老丈人受了欺负，如何能忍，立即兴兵夜袭。吕布兵至，张飞“正醉卧府中，左右急忙摇醒”。张飞仓促间披挂上马，但“酒犹未醒，不能力战”，只好仓皇出逃。这一战，不仅徐州失守，连刘备的家眷也都落到吕布手中。这醉酒的代价不可谓不大。
而张飞之死，也与酒密切相关。为了替关羽报仇，他命令手下三日内置办大量白旗白甲，欲三军挂孝伐吴。手下的人请求宽限时日，以筹措材料。张飞不允，且下了死命令，完不成就把他们斩首示众。这些人没办法，只好先下手为强，在张飞醉卧帐中之际，悄悄入内取了张飞性命。
乍看上去，张飞这些过失，都来源于其性格暴躁、行为粗鲁，但细细分析一下，实际还是与酒存在着莫大的关系。其实，如果不是嗜酒，不是醉酒，这些失误很可能都不会发生，他的人生走向可能完全不同。张飞是一个粗中有细的人。不喝酒的张飞，头脑灵活，伶牙俐齿。他口齿伶俐到什么程度呢？《三国演义》中讲了一个故事，吕布派人去山东买了三百余匹好马，半道被张飞劫走一半。吕布大怒，认定这是刘备暗中策划，算起旧账来，这可属于恩将仇报，因为不久前，吕布刚刚辕门射戟，为刘备解围。面对气势汹汹的吕布，张飞只说了一句话，就把吕布噎得说不出话来。张飞说：“我夺你马你便恼，你夺我哥哥的徐州便不说了！”张飞这话，也属于算旧账。当初，吕布走投无路，无人敢收留他，投奔刘备，刘备收留了他。但是，吕布不但没有知恩图报，反还夺了刘备的地盘。所以，张飞这句话，直接让吕布哑口无言。这话可真是一句顶一万句，不仅话头上占了上风，情理上也占了上风。显然，不喝酒的张飞，是一个智勇双全的张飞。如果张飞一直保持这么清醒，这么睿智，那才真是一个可怕的张飞！
正是察觉有人会如此“贪淫于味”，因酒乱了正道，嗜酒误了正事，历代常有禁酒之举。而民间围绕着饮酒，也留下诸多逸闻趣事。比如，那些贤内助，为了让自己的丈夫在外少喝酒，可谓各出奇招。五代后周时有一位扈载，后来中了状元，官至监察御史。出仕之前，他的夫人特别反对他出去参加一些酒友的聚会。扈载又特别惧内，每次出去都要先请假。夫人跟他约法三章。如果喝酒的地方离家近，就滴水于地，在水干前必须回家。如果离家比较远，就点上一支香，用手指甲掐上个记号，香烧到记号之前就要赶回家。有一次，扈载出去参加聚会，刚喝了不一会儿，就显得神色不安，准备先告辞回家。朋友自然了解内情。这次，这帮“损友”出了个损招，说扈载急着先走，无非是担心“砌水隐形、香印过界”，这种行为应当罚酒，于是提议各以水、香为题，撰写新句一联，每一位完成联句，扈载就要喝酒一大杯。结果，扈载连续喝干了“六七巨觥，吐呕淋漓”。这件事，明代蒋一葵《尧山堂外纪》有记载。但这次聚会扈载在外是否超时，回家是否受到夫人责罚，文中并未详述。想来这之后扈载再出去，也必是心有余悸。夫人如此要求自己的丈夫，自然还是担心丈夫在外饮酒无度，失了风雅，乱了德行。猜想一下，如果没有这样一位贤夫人，没有如此严格的约束，扈载能不能中状元，还真难说。
从古到今，围绕着酒留下很多佳话，但毕竟并非每个人都是“酒中八仙”，喝到出糗的、喝酒误事的，实实在在也不少。尤其现在又临近春节，家人团圆，走亲访友，同学聚会，很多场合可能都少不了酒的点缀，但是，面对好酒、美酒，要记得该收口时就收口。特别要清楚三点，一是别自恃酒量大，二是别轻视低度酒，三是醉酒会误事。一旦因酒误事，千万别怪罪酒，从自身找原因就对了。就如同唐代孟郊《酒德》诗中所说：“罪人免罪酒，如此可为箴”。如果怪酒不怪人，不知道反思因何喝多了，那确实是“酒德”有问题了。（大众日报）
酒被认为乃风雅之事，主要因为有那么一批好酒的文人墨客，酒后还能妙笔生花，写出一篇篇花团锦簇的诗词歌赋，或者留下一段段才子佳人诗酒唱和的浪漫故事。传来传去，不断美化神化，酒几乎成了风雅的代名词。其实，酒喝多了，喝醉了，喝乱套了，哪还有什么风雅。要想从酒里找风雅，切忌照着葫芦画瓢，以免贻笑大方。
喝酒的历史，无论中外都是源远流长。中国造酒起源于何时，一种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大禹时期的仪狄造酒。仪狄成功造出酒来，自然喜不自禁，赶紧奉献给大禹品尝。不过，大禹喝过之后，不仅没有嘉奖仪狄，反而疏远了他。理由呢？大禹认为，酒虽然让人“饮而甘之”，但这种感觉容易让人失掉节制，容易使人忘乎所以，而且，大禹还判断，将来一定会出现因为饮酒无度而误国的国君。大禹于是不再喝酒。《战国策》中记载，大禹“遂疏仪狄而绝旨酒”。这个传说，固然是为了表现大禹的圣明，我觉得更似后人借以表达对酒爱恨交加的纠结心态。
美酒酿造出来，最初用于祭祀。祭祀中用酒的原则，以淡为美。复旦大学教授郭晓东介绍，《周礼》中有“五齐三酒”之说。祭祀用酒，以“五齐”为主，“三酒”只起到配角的作用。在祭祀中所体现的是贵薄贱厚的原则，越是味薄之酒，在祭祀中地位越高，越好喝的酒，在祭祀中的地位则越低。之所以如此，有两个原因：一是重古善质。《礼记·礼运》记载：“玄酒在室，醴醆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从这个记载看，“玄酒”地位最重要，而“澄酒”地位最低。按照郑玄的注释，“玄酒”即水。酒越醇厚，离神越远，在祭祀中地位最卑，“玄酒”的地位反而最高。二是善质不尚味。祭祀之中，神明享德而不享味。《礼记·乐记》所谓“食飨之礼，非致味也”。这一原则对祭祀之人也同样有效，即“示民不贪淫于味”。
后世以来，随着酒被赋予更多政治教化的意义，酒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展，逐渐从祭祀进入世俗生活。至汉魏时期，酒风早已大盛，举行宴会聚会，酒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角色。对于文人而言，不加节制地喝酒，反而成了超凡脱俗的“风度”。“竹林七贤”标榜名士风流，他们常常因“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出格言行为世人侧目。有时候为了全身远祸，他们就把喝酒当成保护自己的一个幌子。比如阮籍，辞掉更重要的职位，去当步兵校尉这个小官，只是因为这个职位“厨中有贮酒数百斛”。仅就此事看来，他似乎就是个嗜酒如命的“酒鬼”，但是，如果联想一下他的处境和心态，他喝酒似乎又有很多不可言说的苦闷。按《晋书》记载，司马昭为了拉拢阮籍，曾为自己的儿子向阮籍的女儿提亲，阮籍心里不同意这门婚事，但又不敢明目张胆地拒绝，只好喝酒装醉，他每天都是酩酊大醉，以至于“醉六十日”，这门亲事“不得言而止”，最终不了了之。
酒可为文人添五彩笔，也可为武将壮英雄胆，只是，酒的作用并非一直正向——喝酒还容易误事。
拿文人来说，李白是诗仙，也是酒仙，最终因为酒喝多了，言行无状，令宦官高力士脱靴，被逐出朝廷。
以武将为例，这种情况也很多。比如张飞，按《三国演义》描述，张飞好酒，只是因为喝酒屡屡误事。曹操用荀彧“驱虎吞狼”之计，让刘备攻打袁术，以促成刘备与吕布相争的局面。刘备命张飞把守徐州。行前，刘备一再叮嘱张飞不得饮酒，张飞自己也承诺，守城期间坚决不喝酒。不过，他最终还是没戒住。他不仅自己醉酒，还强逼“从天戒，不饮酒”的曹豹喝酒，因为曹豹不喝又令鞭打五十。曹豹气愤不过，当夜修书一封，急让吕布派兵攻打徐州。曹豹是吕布的老丈人。吕布听说老丈人受了欺负，如何能忍，立即兴兵夜袭。吕布兵至，张飞“正醉卧府中，左右急忙摇醒”。张飞仓促间披挂上马，但“酒犹未醒，不能力战”，只好仓皇出逃。这一战，不仅徐州失守，连刘备的家眷也都落到吕布手中。这醉酒的代价不可谓不大。
而张飞之死，也与酒密切相关。为了替关羽报仇，他命令手下三日内置办大量白旗白甲，欲三军挂孝伐吴。手下的人请求宽限时日，以筹措材料。张飞不允，且下了死命令，完不成就把他们斩首示众。这些人没办法，只好先下手为强，在张飞醉卧帐中之际，悄悄入内取了张飞性命。
乍看上去，张飞这些过失，都来源于其性格暴躁、行为粗鲁，但细细分析一下，实际还是与酒存在着莫大的关系。其实，如果不是嗜酒，不是醉酒，这些失误很可能都不会发生，他的人生走向可能完全不同。张飞是一个粗中有细的人。不喝酒的张飞，头脑灵活，伶牙俐齿。他口齿伶俐到什么程度呢？《三国演义》中讲了一个故事，吕布派人去山东买了三百余匹好马，半道被张飞劫走一半。吕布大怒，认定这是刘备暗中策划，算起旧账来，这可属于恩将仇报，因为不久前，吕布刚刚辕门射戟，为刘备解围。面对气势汹汹的吕布，张飞只说了一句话，就把吕布噎得说不出话来。张飞说：“我夺你马你便恼，你夺我哥哥的徐州便不说了！”张飞这话，也属于算旧账。当初，吕布走投无路，无人敢收留他，投奔刘备，刘备收留了他。但是，吕布不但没有知恩图报，反还夺了刘备的地盘。所以，张飞这句话，直接让吕布哑口无言。这话可真是一句顶一万句，不仅话头上占了上风，情理上也占了上风。显然，不喝酒的张飞，是一个智勇双全的张飞。如果张飞一直保持这么清醒，这么睿智，那才真是一个可怕的张飞！
正是察觉有人会如此“贪淫于味”，因酒乱了正道，嗜酒误了正事，历代常有禁酒之举。而民间围绕着饮酒，也留下诸多逸闻趣事。比如，那些贤内助，为了让自己的丈夫在外少喝酒，可谓各出奇招。五代后周时有一位扈载，后来中了状元，官至监察御史。出仕之前，他的夫人特别反对他出去参加一些酒友的聚会。扈载又特别惧内，每次出去都要先请假。夫人跟他约法三章。如果喝酒的地方离家近，就滴水于地，在水干前必须回家。如果离家比较远，就点上一支香，用手指甲掐上个记号，香烧到记号之前就要赶回家。有一次，扈载出去参加聚会，刚喝了不一会儿，就显得神色不安，准备先告辞回家。朋友自然了解内情。这次，这帮“损友”出了个损招，说扈载急着先走，无非是担心“砌水隐形、香印过界”，这种行为应当罚酒，于是提议各以水、香为题，撰写新句一联，每一位完成联句，扈载就要喝酒一大杯。结果，扈载连续喝干了“六七巨觥，吐呕淋漓”。这件事，明代蒋一葵《尧山堂外纪》有记载。但这次聚会扈载在外是否超时，回家是否受到夫人责罚，文中并未详述。想来这之后扈载再出去，也必是心有余悸。夫人如此要求自己的丈夫，自然还是担心丈夫在外饮酒无度，失了风雅，乱了德行。猜想一下，如果没有这样一位贤夫人，没有如此严格的约束，扈载能不能中状元，还真难说。
从古到今，围绕着酒留下很多佳话，但毕竟并非每个人都是“酒中八仙”，喝到出糗的、喝酒误事的，实实在在也不少。尤其现在又临近春节，家人团圆，走亲访友，同学聚会，很多场合可能都少不了酒的点缀，但是，面对好酒、美酒，要记得该收口时就收口。特别要清楚三点，一是别自恃酒量大，二是别轻视低度酒，三是醉酒会误事。一旦因酒误事，千万别怪罪酒，从自身找原因就对了。就如同唐代孟郊《酒德》诗中所说：“罪人免罪酒，如此可为箴”。如果怪酒不怪人，不知道反思因何喝多了，那确实是“酒德”有问题了。（大众日报）
【礼本来是指祭祀鬼神之事，随着社会的发展，礼的范围越来越大，由祭祀含义扩大到各种规范，甚至包括治国平天下的典章制度——依然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周礼】 春节的脚步近了，在各式各样的活动中，隐藏着一定的礼仪。礼仪是什么？我们常说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华文化是礼乐文明。那礼仪之邦的特征是什么？礼乐文明，有哪些优秀的成分？今天我们面对如此的文明，应该如何看待哪些东西可用、哪些东西不可用？如果要用，该怎么用？这些问题都需要思考。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锷在做客齐鲁大讲坛时，以《周礼与现代社会》为专题，对上述问题作了解读。
“把俗加以规范就变成了礼”
王锷教授从孔子教子“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的故事入手，引入了礼和周礼的问题。“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针对许慎的《说文解字》，清代的学者段玉裁有个注，说‘履，是足所依也。引申之，凡所依皆曰履。’换句话说，人在社会上生存，所要依赖的有关规则，这些都能叫‘礼’。”王锷分析，从本意来说，礼本来是指祭祀鬼神之事，随着社会的发展，礼的范围越来越大，由祭祀含义扩大到各种规范，甚至包括治国平天下的各种典章制度，都应该算到礼的范畴。
王锷认为，礼是俗的规范化。“我们经常说礼俗，各地的风俗不一样，但当这个俗被大多数人所遵守、信从的时候就可能变成礼。礼的范围要比俗的范围大，当礼被某一个地方接受、大家都遵循，也可能会变成俗，礼俗之间是互动的。所以说礼是俗的规范化，把俗加以规范就变成了礼，且是现实生活的粉饰化。我用了粉饰这个词，粉饰是‘梳妆打扮’的意思。”
在另一个层面上看，礼是人们行动的准则。“如果人离开了礼，那你做事就不知道该怎么做。礼还是治国理政的典章制度。我们回顾中国历史，从周代以来，所谓周公制礼作乐以来，一直到现在，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时期，都会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制定各种各样的法规制度等一些条文。这些条文是干什么的？放大来说就是礼。”王锷说。
王锷指出，礼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说，礼不仅包括风俗信仰、礼仪制度、法律法规，还包括家规乡约。“这几年大家热谈一个话题，叫家风家训，家训也是属于礼的范畴。”
从狭义来说，礼有两部分，包括礼物、礼仪。“拿礼物送人，要考虑这个礼物以什么样的形式送给对方，对方如何接受，这样一个过程就是礼仪。礼，简单来说包含礼物和礼仪两个部分，是人际交往的准则。”
如果再细分，礼有很多要素，就是行礼包含很多要素，这些要素包含什么？包括礼法、礼容、礼器、辞令、礼义等要素。在中国谈到礼，必然会包含乐，乐是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中华文明也是礼乐文明。
而周礼是指哪些内容呢？王锷分析，周礼有五礼，叫吉、凶、宾、军、嘉礼。吉礼是指有关祭祀之礼，凡是与祭祀有关的礼仪都是吉礼；凶礼是与忧伤有关的礼仪，比如人去世了，要下葬，有葬礼；宾礼是周天子款待来朝会的四方诸侯以及诸侯派遣使臣向周天子问安的礼节仪式；军礼是协同天下各国之礼；嘉礼，是使万民相亲相爱之礼，具体来说包括饮食之礼、婚冠之礼、宾射之礼、飨燕之礼、贺庆之礼等。
与现代社会相关的饮食礼、冠礼
我们现在能看到哪些周礼的影子？哪些和我们现代社会还密切相关？王锷教授接着分析了《三礼》与周礼的关系。周礼为什么如此受周人重视？周礼关乎国家民俗民风、国家盛衰。通过《坊记》的记载即可见一斑：“君子之道，辟则坊与？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为之坊，民犹逾之，故君子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这样的一些礼制，在哪些书中有体现？王锷说，要了解周代礼制，必然要读《周礼》《仪礼》《礼记》。
《周礼》又叫《周官》，本来有6篇，可《冬官》丢掉了，现在能看到5篇。第五篇是《考工记》，里边记载了很多制作车子、制作弓箭等方面的一些资料。
《仪礼》在汉代的时候据说有50多篇，而今看到的《仪礼》只有17篇，而且有两篇是分上下的，其实只有15篇。这部书中讲什么内容？大概讲就是男子、女子到一定年龄如何加冠、如何结婚。还有射礼、朝礼、聘礼，包括人去世之后如何举行丧葬礼、祭礼等。
“《仪礼》这部书对中国人的生活影响非常深远。比如到一定年龄要结婚、家里有人去世要举行丧葬礼、祭祀祖先这些礼仪完全能追溯到《仪礼》。”王锷说。
《礼记》有49篇。“《仪礼》是大量讲事情该怎么做，但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些没有讲。比如结婚，为什么新郎要迎接新娘子？《仪礼》没有讲，《礼记》中有《婚仪》阐释了为什么要迎接。因为男方家里迎接的是能传宗接代的女性。”王锷分析。
古人讲的礼制特别多，概括起来，与现代社会密切相关的，大概有饮食礼、冠礼、丧葬礼。王锷以饮食礼、冠礼、丧葬礼和祭礼为代表，讲述了记载周代礼制的情形。
以饮食礼为例，饮食文化中有一个关键词叫“酒肉”。“我们经常说‘酒肉朋友’，酒和肉很重要。吃饭没有酒、没有肉，那就是随便吃。对酒肉，中国文化特别重视。所以《礼记·坊记》中说，‘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和睦也。’就是用酒肉聚集宗族，教老百姓和睦相处。《礼记·丧服四制》中说‘老病不止酒肉’，就是年长一点的人不能禁止酒肉，当然不要喝多。这是古人对酒肉的理解。”王锷说。
根据考古发掘的材料，大概60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时期就有酒了。关于饮酒，古人制定了很多的礼节。主人招待客人，主人敬的酒叫“献”，客人得回敬叫作“酢”，然后主人再献酒叫作“酬”。根据不同的级别，最低是一献之礼，最多是九献之礼。
在先秦时期，招待客人吃饭大概有三种礼仪：飨礼、食礼、燕礼。《左传》记载：“飨以训恭俭，燕以示慈惠。”飨礼规格最高，有酒有肉。食礼有牲牢、无酒，以吃饭为主。
“食礼和飨礼是有规定的，要坐端正，吃完就走；燕礼没有规定，燕礼是明君臣义，前两种礼是象征性的、有级别的招待，燕礼是招待的时候有酒有肉，而且后面不限制你喝多少、不限乐，音乐伴奏一直在。但也有规定，孔子说过，‘惟酒无量，不及乱’，而且最好是‘饮酒不至变貌’。这样的一些规定，是把饮酒礼引导到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大家又高兴，又不至于喝醉耍酒疯。”王锷说。
通过分析饮食礼、冠礼、丧葬礼的内涵，王锷指出，周代的这些规定对今天的社会是有一些影响的。从汉代开始，一直到清代，历朝历代都根据《周礼》《仪礼》《礼记》的相关记载，制定适合他们那个时代的相关礼制。
礼是为了节制
《礼记·乐记》中讲到人出生后在成长过程中，会受到外物的触动。人对外物的触动越来越多，对有些东西喜欢，对有些东西不喜欢。如果人对外物触动的欲望不加以节制，就是人完全被外物带着走，那人就会胡作非为。如果形成这样一个局面，力量大的就会欺负力量小的，人多的就会欺负人少的，聪明的就会欺负愚蠢的，胆子大的就会欺负胆子小的，生病没有人管，鳏寡孤独老人小孩没有人管，这是大乱之道。
“所以孔子说，正因为这样，先王治理国家的时候，要制定各种各样的礼制，目的就是要把人的性情引导在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不要让他做违法乱纪的事情，不要让他做有害于他人且有害于自己的事情。”王锷分析。
王锷认为周礼的现代价值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修身养性，二是诚实守信，三是尊敬他人，四是以礼治国。
就修身养性来说，儒家特别强调人性和人情的关系。《礼记·大学》里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是一个人修身的结果。“换句话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从自身做起，修养好自己的性情，让自己的性情符合当代礼的范围，这样的话，一个人才能正常发展。”王锷说。
周礼中特别强调做事要守信。《礼器》中讲到“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就是要讲诚信。如果不讲诚信，规章制度是为部分人服务的，那肯定不行。
修身养性和诚信，是针对一个人在发展中自我修养要注意的，但人是群居动物，不可能一个人生存。父子之间、师生之间、上下级之间、夫妻之间，都有一个礼仪在。中国文化讲的五伦关系，把夫妇关系摆在最中间，说一个家庭夫妇关系搞不好，必然会影响父子关系、朋友关系、君臣关系等。所以夫妇关系特别重要。夫妇之间应该怎么相处？应该相亲相爱。
“当你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你要尊敬他人。那怎么尊敬？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在礼书中讲到很多要尊敬他人的做法，和他人交往，自己内心诚信、修身养性做得好，才有可能尊敬他人。只有你尊敬他人，才能得到别人的尊敬。所以《礼记》中有一句话叫作‘自卑而尊人’，就是每个人要把自己放低一点，而把别人抬高一点。”王锷分析。
“以礼治国是儒家倡导的，也是孔子等人所倡导的。怎样以礼治国？各个时代不太一样，但是孔子对以礼治国在《礼记·礼运篇》也有详尽的论述。如果从广义来说，现代社会有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但也应该认识到，在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和有关单位，应该说大量存在着有法不依、有禁不止和违法乱纪的事情，现行的规章制度还是有纰漏之处的。所以从礼的广义角度来说，我们应该按照现代社会的实际情况，借古鉴今，制定适合现代的完善的礼制，崇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样的话我想我们这个社会会更好，人民会更幸福，社会会更安定。”王锷说。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锷在做客齐鲁大讲坛时，以《周礼与现代社会》为专题，对上述问题作了解读。
“把俗加以规范就变成了礼”
王锷教授从孔子教子“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的故事入手，引入了礼和周礼的问题。“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针对许慎的《说文解字》，清代的学者段玉裁有个注，说‘履，是足所依也。引申之，凡所依皆曰履。’换句话说，人在社会上生存，所要依赖的有关规则，这些都能叫‘礼’。”王锷分析，从本意来说，礼本来是指祭祀鬼神之事，随着社会的发展，礼的范围越来越大，由祭祀含义扩大到各种规范，甚至包括治国平天下的各种典章制度，都应该算到礼的范畴。
王锷认为，礼是俗的规范化。“我们经常说礼俗，各地的风俗不一样，但当这个俗被大多数人所遵守、信从的时候就可能变成礼。礼的范围要比俗的范围大，当礼被某一个地方接受、大家都遵循，也可能会变成俗，礼俗之间是互动的。所以说礼是俗的规范化，把俗加以规范就变成了礼，且是现实生活的粉饰化。我用了粉饰这个词，粉饰是‘梳妆打扮’的意思。”
在另一个层面上看，礼是人们行动的准则。“如果人离开了礼，那你做事就不知道该怎么做。礼还是治国理政的典章制度。我们回顾中国历史，从周代以来，所谓周公制礼作乐以来，一直到现在，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时期，都会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制定各种各样的法规制度等一些条文。这些条文是干什么的？放大来说就是礼。”王锷说。
王锷指出，礼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说，礼不仅包括风俗信仰、礼仪制度、法律法规，还包括家规乡约。“这几年大家热谈一个话题，叫家风家训，家训也是属于礼的范畴。”
从狭义来说，礼有两部分，包括礼物、礼仪。“拿礼物送人，要考虑这个礼物以什么样的形式送给对方，对方如何接受，这样一个过程就是礼仪。礼，简单来说包含礼物和礼仪两个部分，是人际交往的准则。”
如果再细分，礼有很多要素，就是行礼包含很多要素，这些要素包含什么？包括礼法、礼容、礼器、辞令、礼义等要素。在中国谈到礼，必然会包含乐，乐是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中华文明也是礼乐文明。
而周礼是指哪些内容呢？王锷分析，周礼有五礼，叫吉、凶、宾、军、嘉礼。吉礼是指有关祭祀之礼，凡是与祭祀有关的礼仪都是吉礼；凶礼是与忧伤有关的礼仪，比如人去世了，要下葬，有葬礼；宾礼是周天子款待来朝会的四方诸侯以及诸侯派遣使臣向周天子问安的礼节仪式；军礼是协同天下各国之礼；嘉礼，是使万民相亲相爱之礼，具体来说包括饮食之礼、婚冠之礼、宾射之礼、飨燕之礼、贺庆之礼等。
与现代社会相关的饮食礼、冠礼
我们现在能看到哪些周礼的影子？哪些和我们现代社会还密切相关？王锷教授接着分析了《三礼》与周礼的关系。周礼为什么如此受周人重视？周礼关乎国家民俗民风、国家盛衰。通过《坊记》的记载即可见一斑：“君子之道，辟则坊与？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为之坊，民犹逾之，故君子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这样的一些礼制，在哪些书中有体现？王锷说，要了解周代礼制，必然要读《周礼》《仪礼》《礼记》。
《周礼》又叫《周官》，本来有6篇，可《冬官》丢掉了，现在能看到5篇。第五篇是《考工记》，里边记载了很多制作车子、制作弓箭等方面的一些资料。
《仪礼》在汉代的时候据说有50多篇，而今看到的《仪礼》只有17篇，而且有两篇是分上下的，其实只有15篇。这部书中讲什么内容？大概讲就是男子、女子到一定年龄如何加冠、如何结婚。还有射礼、朝礼、聘礼，包括人去世之后如何举行丧葬礼、祭礼等。
“《仪礼》这部书对中国人的生活影响非常深远。比如到一定年龄要结婚、家里有人去世要举行丧葬礼、祭祀祖先这些礼仪完全能追溯到《仪礼》。”王锷说。
《礼记》有49篇。“《仪礼》是大量讲事情该怎么做，但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些没有讲。比如结婚，为什么新郎要迎接新娘子？《仪礼》没有讲，《礼记》中有《婚仪》阐释了为什么要迎接。因为男方家里迎接的是能传宗接代的女性。”王锷分析。
古人讲的礼制特别多，概括起来，与现代社会密切相关的，大概有饮食礼、冠礼、丧葬礼。王锷以饮食礼、冠礼、丧葬礼和祭礼为代表，讲述了记载周代礼制的情形。
以饮食礼为例，饮食文化中有一个关键词叫“酒肉”。“我们经常说‘酒肉朋友’，酒和肉很重要。吃饭没有酒、没有肉，那就是随便吃。对酒肉，中国文化特别重视。所以《礼记·坊记》中说，‘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和睦也。’就是用酒肉聚集宗族，教老百姓和睦相处。《礼记·丧服四制》中说‘老病不止酒肉’，就是年长一点的人不能禁止酒肉，当然不要喝多。这是古人对酒肉的理解。”王锷说。
根据考古发掘的材料，大概60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时期就有酒了。关于饮酒，古人制定了很多的礼节。主人招待客人，主人敬的酒叫“献”，客人得回敬叫作“酢”，然后主人再献酒叫作“酬”。根据不同的级别，最低是一献之礼，最多是九献之礼。
在先秦时期，招待客人吃饭大概有三种礼仪：飨礼、食礼、燕礼。《左传》记载：“飨以训恭俭，燕以示慈惠。”飨礼规格最高，有酒有肉。食礼有牲牢、无酒，以吃饭为主。
“食礼和飨礼是有规定的，要坐端正，吃完就走；燕礼没有规定，燕礼是明君臣义，前两种礼是象征性的、有级别的招待，燕礼是招待的时候有酒有肉，而且后面不限制你喝多少、不限乐，音乐伴奏一直在。但也有规定，孔子说过，‘惟酒无量，不及乱’，而且最好是‘饮酒不至变貌’。这样的一些规定，是把饮酒礼引导到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大家又高兴，又不至于喝醉耍酒疯。”王锷说。
通过分析饮食礼、冠礼、丧葬礼的内涵，王锷指出，周代的这些规定对今天的社会是有一些影响的。从汉代开始，一直到清代，历朝历代都根据《周礼》《仪礼》《礼记》的相关记载，制定适合他们那个时代的相关礼制。
礼是为了节制
《礼记·乐记》中讲到人出生后在成长过程中，会受到外物的触动。人对外物的触动越来越多，对有些东西喜欢，对有些东西不喜欢。如果人对外物触动的欲望不加以节制，就是人完全被外物带着走，那人就会胡作非为。如果形成这样一个局面，力量大的就会欺负力量小的，人多的就会欺负人少的，聪明的就会欺负愚蠢的，胆子大的就会欺负胆子小的，生病没有人管，鳏寡孤独老人小孩没有人管，这是大乱之道。
“所以孔子说，正因为这样，先王治理国家的时候，要制定各种各样的礼制，目的就是要把人的性情引导在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不要让他做违法乱纪的事情，不要让他做有害于他人且有害于自己的事情。”王锷分析。
王锷认为周礼的现代价值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修身养性，二是诚实守信，三是尊敬他人，四是以礼治国。
就修身养性来说，儒家特别强调人性和人情的关系。《礼记·大学》里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是一个人修身的结果。“换句话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从自身做起，修养好自己的性情，让自己的性情符合当代礼的范围，这样的话，一个人才能正常发展。”王锷说。
周礼中特别强调做事要守信。《礼器》中讲到“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就是要讲诚信。如果不讲诚信，规章制度是为部分人服务的，那肯定不行。
修身养性和诚信，是针对一个人在发展中自我修养要注意的，但人是群居动物，不可能一个人生存。父子之间、师生之间、上下级之间、夫妻之间，都有一个礼仪在。中国文化讲的五伦关系，把夫妇关系摆在最中间，说一个家庭夫妇关系搞不好，必然会影响父子关系、朋友关系、君臣关系等。所以夫妇关系特别重要。夫妇之间应该怎么相处？应该相亲相爱。
“当你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你要尊敬他人。那怎么尊敬？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在礼书中讲到很多要尊敬他人的做法，和他人交往，自己内心诚信、修身养性做得好，才有可能尊敬他人。只有你尊敬他人，才能得到别人的尊敬。所以《礼记》中有一句话叫作‘自卑而尊人’，就是每个人要把自己放低一点，而把别人抬高一点。”王锷分析。
“以礼治国是儒家倡导的，也是孔子等人所倡导的。怎样以礼治国？各个时代不太一样，但是孔子对以礼治国在《礼记·礼运篇》也有详尽的论述。如果从广义来说，现代社会有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但也应该认识到，在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和有关单位，应该说大量存在着有法不依、有禁不止和违法乱纪的事情，现行的规章制度还是有纰漏之处的。所以从礼的广义角度来说，我们应该按照现代社会的实际情况，借古鉴今，制定适合现代的完善的礼制，崇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样的话我想我们这个社会会更好，人民会更幸福，社会会更安定。”王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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