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是可证伪的科学理论》
根据波普尔证伪学说的理论:
【科学就是人们通过对周围世界的不断观察总结就来的大自然规律，然后对这种规律不断地加以验证完善，这也注定了科学是永远没有尽头的，科学具有“可证伪性”！】
因此从本质上来说，如今我们知道的所有科学理论都随时等着“被证伪”，甚至可以说都是“伪”的。因为科学本来就是不断发展的，发展的动力就是对科学不断证伪的过程！ 所以严格来说，如今的所有物理定律都最终会被“证伪”，“被证伪”并不是说就是错误的，只是适用范围不一样，或者人类认知的局限性所造成的！ 证伪一个科学理论，不是为了否定他，而是找到他能成立的边界。
综上所述，可以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波普尔可证伪学说的初衷不是区分一个理论科学和非科学的标志！而是完善一个科学理论的助推器。 因为任何科学理论都不是完美的，所以科学理论都具有可证伪性！这一点已经成为科学界的共识。
从中医理论的特征来看，中医理论是科学理论。所以中医理论和其它科学理论同样具有可证伪性！ 以往的中医理论和其它科学一样，都有谬误成份包含在里面，如:祝由术。
祝由之术存在已久，几可远溯上古。
如《黄帝内经素问"移精变气论篇第十三》所载：“黄帝曰：余闻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说明祝由是上古时期的一种治病方法，它治病的形式是向神灵祝说患病的原因并祈祷神灵加持的巫术，所以和正统的中医理论有着明显的区别。
中医药在有了人类之后就产生了，而巫的产生却远远落后于中医医药，是在原始社会末期产生的。 原始社会的人们由于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食用一些植物和动物，由此认识到了哪种植物和动物具有治病的作用，原始的中医药就因此产生。
有人之所以认为“医源于巫”，其实是本末倒置！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巫为了获取公信力，往往会借鉴中药的效力给人消除病灾，因此真相是，巫给医药披上了迷信的外衣。
从殷墟甲骨文所见，殷周时期的巫医治病，在形式上看是用巫术，造成一种巫术气氛，对患者有安慰、精神支持的心理作用，但真正治疗身体上的病，还是借用中药药物，或采取技术性治疗。 因此并不是医源于巫，而是巫利用了医。
《古今医统大全》卷之一"历代圣贤名医姓氏"五帝"苗父》：“上古神医，以菅为席，以刍为狗。人有疾求医，但北面而咒，十言即愈。古祝由科，此其由也。”

《圣济总录"卷第四"治法"祝由》：“周官疡医，掌众疡祝药劀杀之齐，必先之以祝，盖医之用祝尚矣。”
唐"王焘《外台秘要》收载“祝由科”，说明最迟在唐代，祝由已成为中医体系独立一科，例如明代太医院设医术十三科：“曰大方脉，曰妇人，曰伤寒，曰疮疡，曰针灸，曰眼，曰口齿，曰咽喉，曰接骨，曰金镞，曰按摩，曰祝由”。 但据张介宾所说，“今按摩、祝由二科失其传，惟民间尚有之”；
而上溯直至《黄帝内经》，通篇不言鬼神邪祟，认为“因知百病之胜，先知百病之所从”是祝由取效的原因。唐代的王冰的注文也仅“祝说病由，不劳针石而已”几个字，说明祝由一直处于中医体系的边缘。
唐代的王冰编注《黄帝内经》时，有意把不属于原《黄帝内经》里面的内容放了进去，特别是运气七篇，至今流毒无穷。也正是这时候开始，中医又有了一些玄而又玄的东西，这些东西的发展，直接导致祝由术之类的死灰复燃，改变面貌混进来。
特别是到明朝，官方设置的医科就有祝由科，更是大涨祝由的势头，这是中医和祝由之间的关联。 历代医家或有信者，或有疑者，或有两存者，以之为临床权变之术。 即便著有四卷《祝由录验》的赵学敏，对待祝由的态度也是“禁法之大莫如水法，次则祝由，兹录其小者，绝扰屏嚣，均无妨于大雅。其有近于巫、觋所为者，概在所摈。”（见《串雅内外编"串雅内编"凡例》）
《幼科折衷"记录十四科》认为祝由就是道教中存有的“符祝禳祷”，而从“上古神医，以菅为席，以刍为狗。人有疾求医，但北面而咒，十言即愈。古祝由科，此其由也”可知，在祝由的时候，并不是对病人解释病情，而是对冥冥之中的第三者说话作法。这种理解更接近于祝由之真面目。
其实，做为真正有作为的中医家不会相信旁门左道，都对祝由术采取了排斥的态度。 名医扁鹊提出过六不治，其中有【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
早在黄帝时代，中医家对祝由术就有着清醒的认识: 《灵枢·贼风鬼神》篇里讲到过，黄帝问有些人什么都没有接触，既没有饮食上的不对，也没有外感邪气，突然就得病了，难道是因为鬼神的缘故吗，岐伯回答说，是因为之前得病的时候，病气没有全部的祛除干净，所以天气和情感的一些变化就会导致发病，看起来貌似跟鬼神一样。
张介宾对歧伯所言的解释是“【凡百病五行之道，必有所以胜之者；然必先知其病所从生之由，而后以胜法胜之，则可移精变气，祛其邪矣。病有药石所不及，非此不可者，惟先巫知之，故可祝而已也。然则先巫用祝之妙，正不在祝，其机在胜之而已。”】（见《类经"卷十五"疾病类"三十三、贼风鬼神》） 可见这位中医家的看法是:【医者伪托祝由之名，实为他效。】 《古今医案按"卷三"疟》“禁是外为镇厌，其法甚多，效者亦多，即祝由之一类；然轻者效，重者不效，三疟全不效；比之打仗，掠其残兵耳。设用药中綮，何藉此乎。”《张氏医通"卷三"寒热门"疟》：“历观用劫剂及祝由之法者，十无一验。” 由此可见，中医理论中的祝由术很早就已经被中医家自己所否定而证伪！
然而根据古人的说法【祝由之一类；然轻者效。】是怎么回事呢？ 正统的中医家的观点是:【医者伪托祝由之名，实为他效。】其实祝由术的唯一功能是:【解惑安神，近于心理作用。】而不是鬼神在起作用。
《对山医话"卷三》对此进行揭示: “走方祝由之类，虽多以小术惑人，讹取财物，而于方药所不能疗之痼疾，往往以符咒草药取效，即此可见其非全妄也。”
祝由术小有疗效的原因和患者的心理疾病有关，祝由术将其委之于鬼神，其实是有意故弄玄虚，诱导心理的意图。
所谓鬼神致病，其实是一种心理因素所致的疾病，鬼神是不存在的。古人云：“吾心无鬼，鬼何以侵之，吾心无邪，邪何以扰之，吾心无魔，魔何以袭之。”故鬼神致病皆由心生。祝由治疗疾病的病因大多是心理不健全，故七情、六淫相乘而袭之。有很多种病，是间接由心理因素所致，所以其源在于心。 就是说，祝由术的作用如现代的心理暗示，对患者的作用仅限心理安抚作用，而不是真有什么神通。
所以《古今医统大全"卷之四十九》揭示：【治邪祟病，虽禁咒以释其疑，服药必详虚实痰火轻重，调治则内外合一，其病速愈。若只务巫而不用药，其病不能去，必无可愈之理。若只服药而不用巫以释其疑，虽愈效迟。是故内外兼治，斯速效矣，此祝由之所由设也。】 就是说，祝由术的主要治疗手段仍是用药，辅之以心理安抚。如果不用药，病断不会好。
而心理安抚的主要手段则是诓以鬼神治病，使患者对痊愈抱有很大的希望，所以祝由术能够医治的病症大多数全是心理状态造成的病症。 敏感的人言行举止一旦出错，其生理必然发生异常，即心理障碍必然导致生理和情感障碍，即民间称为癔病的神经官能症。
《素问·汤液醪醴论》云：“精神不进，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黄帝内经》强调:“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就是说人们要心态平和,才能健康无病。心态不平和，必然会出现心理障碍，导致心理疾病，行为出现异常。
因为癔病受一些暗示性影响很大，所以祝由术应运而生，它是借符咒禁禳来调整患者心态和同时运用中草药治疗疾病的一种方法。
“祝由”的概念很广，包括禁法、咒法、祝法、符法，以及暗示疗法、心理疗法、催眠疗法、音乐疗法等，并非仅仅祝其病由而愈其病。有些病原因已明，可是祝之不愈，这说明祝法不起作用。
现代的“暗示疗法”就是通过积极、主动的暗示，利用心理作用的影响，治疗心理因素引起的心因性疾病。它属于心理疗法的范畴。 暗示疗法的种类很多，常见的有情志暗示、环境暗示、声音暗示、器具和药物暗示、治疗经验暗示、气功暗示、语言暗示等。对于各种心因性病证，巧妙地运用暗示疗法，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治疗效果。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的刘翔平认为:“暗示这个力量到底有多大，目前还没有具体的科学数据，不能断论心理暗示能够战胜身体疾病，身体疾病还是要从生理角度靠吃药打针治疗。而且，暗示既然是潜意识的，就不易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所以夸大的说法就很易流行。”
因为祝由术是中医里面的旁门左道，与中医正统的理论格格不入，所以后世医书对祝由术进行了证伪和摈弃:
据《医学正传"卷之一"医学或问》所载：“或问：古老医家有禁咒一科，今何不用？曰：禁咒科者，即《素问》祝由科也，立教于龙树居士，为移精变气之术耳。可治小病，或男女入神庙惊惑成病，或山林溪谷冲斥恶气，其证如醉如痴，如为邪鬼所附，一切心神惶惑之证，可以借咒语以解惑安神而已。古有龙树咒法之书行于世，今流而为师巫，为降童，为师婆，而为扇惑人民、哄吓取财之术。噫！邪术惟邪人用之，知理者勿用也。”
所以正统的中医家勇于证伪他人强加进中医理论中不合理的内容，可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可见证伪做为一种促进科学理论完善和发展的工具还是有其一定存在价值的。
由此，“祝由术”，早在清代就已经被中国传统医学和医家们所摒弃，变成了纯粹的不入流“法术”！而其单纯的心理治疗的作用被现代的神经内科或精神科和心理诊疗所取代。
中医正统理论以辨证唯物主义的对立统一法则为指引，而祝由术的理论是以唯心主义神学理论为指引，两个理论的观点截然不同南辕北辙，其结果必然是分道扬镳。 因为辨证唯物主义是不信鬼神的！
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是，承认世界的本质是物质，世界上先有物质，后有意识，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就是说，意识只能依附于活体，所以鬼神不存在。 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的根本观点是，认为世界的本质是意识，不是物质决定意识，而是意识决定物质，所以鬼神是唯心主义的产物。
因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哲学上两个敌对的基本派别之一，是两个相对立的思想体系！所以现代中医正统理论是不会容忍祝由术存在的。
目前，现代中医正统理论对不符合普素辨证唯物主义的糟粕进行了扬弃， 祝由术从此彻底被现代中医逐出中医理论的范筹。由于民间仍然有很大的人群笃信迷信，所以祝由术只能在地下流行，因属旁门左道，所以正规中医对此都是嗤之以鼻的。
根据波普尔证伪学说的理论:
【科学就是人们通过对周围世界的不断观察总结就来的大自然规律，然后对这种规律不断地加以验证完善，这也注定了科学是永远没有尽头的，科学具有“可证伪性”！】
因此从本质上来说，如今我们知道的所有科学理论都随时等着“被证伪”，甚至可以说都是“伪”的。因为科学本来就是不断发展的，发展的动力就是对科学不断证伪的过程！ 所以严格来说，如今的所有物理定律都最终会被“证伪”，“被证伪”并不是说就是错误的，只是适用范围不一样，或者人类认知的局限性所造成的！ 证伪一个科学理论，不是为了否定他，而是找到他能成立的边界。
综上所述，可以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波普尔可证伪学说的初衷不是区分一个理论科学和非科学的标志！而是完善一个科学理论的助推器。 因为任何科学理论都不是完美的，所以科学理论都具有可证伪性！这一点已经成为科学界的共识。
从中医理论的特征来看，中医理论是科学理论。所以中医理论和其它科学理论同样具有可证伪性！ 以往的中医理论和其它科学一样，都有谬误成份包含在里面，如:祝由术。
祝由之术存在已久，几可远溯上古。
如《黄帝内经素问"移精变气论篇第十三》所载：“黄帝曰：余闻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说明祝由是上古时期的一种治病方法，它治病的形式是向神灵祝说患病的原因并祈祷神灵加持的巫术，所以和正统的中医理论有着明显的区别。
中医药在有了人类之后就产生了，而巫的产生却远远落后于中医医药，是在原始社会末期产生的。 原始社会的人们由于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食用一些植物和动物，由此认识到了哪种植物和动物具有治病的作用，原始的中医药就因此产生。
有人之所以认为“医源于巫”，其实是本末倒置！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巫为了获取公信力，往往会借鉴中药的效力给人消除病灾，因此真相是，巫给医药披上了迷信的外衣。
从殷墟甲骨文所见，殷周时期的巫医治病，在形式上看是用巫术，造成一种巫术气氛，对患者有安慰、精神支持的心理作用，但真正治疗身体上的病，还是借用中药药物，或采取技术性治疗。 因此并不是医源于巫，而是巫利用了医。
《古今医统大全》卷之一"历代圣贤名医姓氏"五帝"苗父》：“上古神医，以菅为席，以刍为狗。人有疾求医，但北面而咒，十言即愈。古祝由科，此其由也。”

《圣济总录"卷第四"治法"祝由》：“周官疡医，掌众疡祝药劀杀之齐，必先之以祝，盖医之用祝尚矣。”
唐"王焘《外台秘要》收载“祝由科”，说明最迟在唐代，祝由已成为中医体系独立一科，例如明代太医院设医术十三科：“曰大方脉，曰妇人，曰伤寒，曰疮疡，曰针灸，曰眼，曰口齿，曰咽喉，曰接骨，曰金镞，曰按摩，曰祝由”。 但据张介宾所说，“今按摩、祝由二科失其传，惟民间尚有之”；
而上溯直至《黄帝内经》，通篇不言鬼神邪祟，认为“因知百病之胜，先知百病之所从”是祝由取效的原因。唐代的王冰的注文也仅“祝说病由，不劳针石而已”几个字，说明祝由一直处于中医体系的边缘。
唐代的王冰编注《黄帝内经》时，有意把不属于原《黄帝内经》里面的内容放了进去，特别是运气七篇，至今流毒无穷。也正是这时候开始，中医又有了一些玄而又玄的东西，这些东西的发展，直接导致祝由术之类的死灰复燃，改变面貌混进来。
特别是到明朝，官方设置的医科就有祝由科，更是大涨祝由的势头，这是中医和祝由之间的关联。 历代医家或有信者，或有疑者，或有两存者，以之为临床权变之术。 即便著有四卷《祝由录验》的赵学敏，对待祝由的态度也是“禁法之大莫如水法，次则祝由，兹录其小者，绝扰屏嚣，均无妨于大雅。其有近于巫、觋所为者，概在所摈。”（见《串雅内外编"串雅内编"凡例》）
《幼科折衷"记录十四科》认为祝由就是道教中存有的“符祝禳祷”，而从“上古神医，以菅为席，以刍为狗。人有疾求医，但北面而咒，十言即愈。古祝由科，此其由也”可知，在祝由的时候，并不是对病人解释病情，而是对冥冥之中的第三者说话作法。这种理解更接近于祝由之真面目。
其实，做为真正有作为的中医家不会相信旁门左道，都对祝由术采取了排斥的态度。 名医扁鹊提出过六不治，其中有【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
早在黄帝时代，中医家对祝由术就有着清醒的认识: 《灵枢·贼风鬼神》篇里讲到过，黄帝问有些人什么都没有接触，既没有饮食上的不对，也没有外感邪气，突然就得病了，难道是因为鬼神的缘故吗，岐伯回答说，是因为之前得病的时候，病气没有全部的祛除干净，所以天气和情感的一些变化就会导致发病，看起来貌似跟鬼神一样。
张介宾对歧伯所言的解释是“【凡百病五行之道，必有所以胜之者；然必先知其病所从生之由，而后以胜法胜之，则可移精变气，祛其邪矣。病有药石所不及，非此不可者，惟先巫知之，故可祝而已也。然则先巫用祝之妙，正不在祝，其机在胜之而已。”】（见《类经"卷十五"疾病类"三十三、贼风鬼神》） 可见这位中医家的看法是:【医者伪托祝由之名，实为他效。】 《古今医案按"卷三"疟》“禁是外为镇厌，其法甚多，效者亦多，即祝由之一类；然轻者效，重者不效，三疟全不效；比之打仗，掠其残兵耳。设用药中綮，何藉此乎。”《张氏医通"卷三"寒热门"疟》：“历观用劫剂及祝由之法者，十无一验。” 由此可见，中医理论中的祝由术很早就已经被中医家自己所否定而证伪！
然而根据古人的说法【祝由之一类；然轻者效。】是怎么回事呢？ 正统的中医家的观点是:【医者伪托祝由之名，实为他效。】其实祝由术的唯一功能是:【解惑安神，近于心理作用。】而不是鬼神在起作用。
《对山医话"卷三》对此进行揭示: “走方祝由之类，虽多以小术惑人，讹取财物，而于方药所不能疗之痼疾，往往以符咒草药取效，即此可见其非全妄也。”
祝由术小有疗效的原因和患者的心理疾病有关，祝由术将其委之于鬼神，其实是有意故弄玄虚，诱导心理的意图。
所谓鬼神致病，其实是一种心理因素所致的疾病，鬼神是不存在的。古人云：“吾心无鬼，鬼何以侵之，吾心无邪，邪何以扰之，吾心无魔，魔何以袭之。”故鬼神致病皆由心生。祝由治疗疾病的病因大多是心理不健全，故七情、六淫相乘而袭之。有很多种病，是间接由心理因素所致，所以其源在于心。 就是说，祝由术的作用如现代的心理暗示，对患者的作用仅限心理安抚作用，而不是真有什么神通。
所以《古今医统大全"卷之四十九》揭示：【治邪祟病，虽禁咒以释其疑，服药必详虚实痰火轻重，调治则内外合一，其病速愈。若只务巫而不用药，其病不能去，必无可愈之理。若只服药而不用巫以释其疑，虽愈效迟。是故内外兼治，斯速效矣，此祝由之所由设也。】 就是说，祝由术的主要治疗手段仍是用药，辅之以心理安抚。如果不用药，病断不会好。
而心理安抚的主要手段则是诓以鬼神治病，使患者对痊愈抱有很大的希望，所以祝由术能够医治的病症大多数全是心理状态造成的病症。 敏感的人言行举止一旦出错，其生理必然发生异常，即心理障碍必然导致生理和情感障碍，即民间称为癔病的神经官能症。
《素问·汤液醪醴论》云：“精神不进，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黄帝内经》强调:“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就是说人们要心态平和,才能健康无病。心态不平和，必然会出现心理障碍，导致心理疾病，行为出现异常。
因为癔病受一些暗示性影响很大，所以祝由术应运而生，它是借符咒禁禳来调整患者心态和同时运用中草药治疗疾病的一种方法。
“祝由”的概念很广，包括禁法、咒法、祝法、符法，以及暗示疗法、心理疗法、催眠疗法、音乐疗法等，并非仅仅祝其病由而愈其病。有些病原因已明，可是祝之不愈，这说明祝法不起作用。
现代的“暗示疗法”就是通过积极、主动的暗示，利用心理作用的影响，治疗心理因素引起的心因性疾病。它属于心理疗法的范畴。 暗示疗法的种类很多，常见的有情志暗示、环境暗示、声音暗示、器具和药物暗示、治疗经验暗示、气功暗示、语言暗示等。对于各种心因性病证，巧妙地运用暗示疗法，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治疗效果。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的刘翔平认为:“暗示这个力量到底有多大，目前还没有具体的科学数据，不能断论心理暗示能够战胜身体疾病，身体疾病还是要从生理角度靠吃药打针治疗。而且，暗示既然是潜意识的，就不易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所以夸大的说法就很易流行。”
因为祝由术是中医里面的旁门左道，与中医正统的理论格格不入，所以后世医书对祝由术进行了证伪和摈弃:
据《医学正传"卷之一"医学或问》所载：“或问：古老医家有禁咒一科，今何不用？曰：禁咒科者，即《素问》祝由科也，立教于龙树居士，为移精变气之术耳。可治小病，或男女入神庙惊惑成病，或山林溪谷冲斥恶气，其证如醉如痴，如为邪鬼所附，一切心神惶惑之证，可以借咒语以解惑安神而已。古有龙树咒法之书行于世，今流而为师巫，为降童，为师婆，而为扇惑人民、哄吓取财之术。噫！邪术惟邪人用之，知理者勿用也。”
所以正统的中医家勇于证伪他人强加进中医理论中不合理的内容，可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可见证伪做为一种促进科学理论完善和发展的工具还是有其一定存在价值的。
由此，“祝由术”，早在清代就已经被中国传统医学和医家们所摒弃，变成了纯粹的不入流“法术”！而其单纯的心理治疗的作用被现代的神经内科或精神科和心理诊疗所取代。
中医正统理论以辨证唯物主义的对立统一法则为指引，而祝由术的理论是以唯心主义神学理论为指引，两个理论的观点截然不同南辕北辙，其结果必然是分道扬镳。 因为辨证唯物主义是不信鬼神的！
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是，承认世界的本质是物质，世界上先有物质，后有意识，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就是说，意识只能依附于活体，所以鬼神不存在。 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的根本观点是，认为世界的本质是意识，不是物质决定意识，而是意识决定物质，所以鬼神是唯心主义的产物。
因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哲学上两个敌对的基本派别之一，是两个相对立的思想体系！所以现代中医正统理论是不会容忍祝由术存在的。
目前，现代中医正统理论对不符合普素辨证唯物主义的糟粕进行了扬弃， 祝由术从此彻底被现代中医逐出中医理论的范筹。由于民间仍然有很大的人群笃信迷信，所以祝由术只能在地下流行，因属旁门左道，所以正规中医对此都是嗤之以鼻的。
（转）陈克伦：汪先生最重要的是他培养了我陶瓷鉴定，另外他很早就引入新的科技手段来论证学术观点，这点对我后来的学术研究影响深远。
我大学是在厦门大学念的考古专业，但是我比较感兴趣的是陶瓷考古，因为当时教我们宋元考古的老师很关注这一点。而且我在福建念大学，福建窑址很多，念书的时候我们就去过建窑考察，厦门附近还有同安窑，我都去过。大学毕业后被分到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的青瓷非常出名，我又对青瓷产生兴趣。两年以后我考上了复旦大学文博硕士，我们是由复旦大学和上海博物馆联合培养的，当时我的导师杨宽先生已经去美国了，我就选了上博的导师，跟随汪庆正先生研究陶瓷，汪先生也只选了我一个学生，当时都是有正式的拜师仪式的。
汪先生第一次授课，让我简明扼要得把中国陶瓷史讲述一遍。我才讲到一半，他就说“你可以不用讲了，你讲的都对。”
他还让我阅读上海博物馆的专业书籍。汪馆长说过一句话，对我影响非常大，他说，对于文物研究来说，一定要首先会看东西，然后才会写文章。我们博物馆的学者和大学的学者最大的区别就是会看东西，大学的学者洋洋洒洒写几万字的论文，如果论据是错的，那么整个文章就废掉了。所以要锻炼自己的眼力是非常重要的。
汪先生当时虽然已经担任副馆长，工作非常繁忙，但每个礼拜会有两个半天从库房提出20余件文物，一件一件上手仔细看，以时代先后、不同地区、不同窑口的器物分别观摩。开始是先由汪先生讲解，我作一些认知的总结；后来汪先生要我先讲，他再作一些补充，主要是看看我在鉴定方面是否有“悟性”。
汝窑窑址久寻不得。1931年日本学者到河南临汝寻找汝窑;1950年中国古陶瓷专家陈万里、冯先铭先生到临汝、宝丰、鲁山考察窑址;20世纪50至70年代，河南省文物考古学者和北京故的专家多次为寻找汝窑到临汝及附近一带考察，终没有真正发现汝窑窑址。1986年10月，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在陕西西安召开年会，河南省宝丰县陶瓷工艺厂王留现向一些专家展示了他在宝丰清凉寺采集的1件青釉瓷洗，引起了与会专家的重视。在这一线索下，上博汪馆长于当年年底两次派人前往清凉寺窑址调查，找到了与传世汝窑一样的瓷片标本及窑具。1987年初在上海《文汇报》发布了发现北宋汝窑的消息，并于1987年10月出版《汝窑的发现》一书，认定宝丰清凉寺瓷窑遗址为汝官窑窑场。1987年10月和12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清凉寺汝窑窑址进行了钻探和试掘，确认窑址范围并发现了典型的汝窑标本，从而证实了汝窑遗址的地点。当年清凉寺采集的这件标本后来还被上博收藏了，我们把它的口沿修好放在展厅展出。
汪馆长研究问题的角度跟别人也不太一样，他在国内陶瓷鉴定方面很早引入新的科技手段。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的科技手段是很丰富的。比如涉及陶瓷器的断代、窑口等争议性问题，大家各执一词，这时候就用科学仪器来帮忙，用科技数据来说话。
陈克伦：是的，我在书中谈到很多有争议的学术问题，都是用一些科技方法来论证。我们在这一方面起步是比较早的。
比如北宋官窑是长期困扰学术界的一个重要问题，根据记载，北宋官窑在河南开封，但至今尚未发现窑址。由于寻访一直没有结果，于是有学者认为文献记载的所谓“北宋官窑”实际上就是汝窑，对此，汪先生始终持反对态度。1999年夏天，河南有人把在汝州城内张公巷一处建筑工地发现的青瓷标本送来上海请汪先生鉴定，引起了汪先生的极大关注，它们与上海博物馆收藏的4件相传1940年代河南开封出土的青瓷标本无论在胎釉、造型、工艺等方面都完全一致，与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亚历山大碗”也基本相似。
张公巷窑发现之后，有学者认为窑址距清凉寺汝窑窑址不远，应该属于汝窑的一支；考古发掘者则从窑址中发现有金代、元代的标本，认为张公巷窑的年代属于金代或者元代。为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汪先生把上博收藏的标本和张公巷窑出土的标本一起交给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进行科学测试，结果发现两者胎、釉的化学成分类同，可以认为是同一个窑址的产品，有可能是北宋官窑的产品，如果确是如此，那么张公巷窑的发现就有可能解决仅见于文献记载而不见实物的北宋官窑的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
以后我继续研究汝州张公巷窑与清凉寺汝窑的关系，与汪先生一样，除了利用考古资料之外，还利用科技手段测试清凉寺汝窑、汝州张公巷窑和上博青瓷标本，得出的结论是：张公巷窑与上博青瓷标本的胎、釉化学组成，不仅常量元素基本一致，而且可以判断原料产地的微量元素也相同；它们与清凉寺汝窑则存在较大的差别，这些差别导致了两者在外观上的不同。虽然两地相距约40公里并不远，但是产品有明显差别，严格地说还不能归为一类，这就进一步证明了汪先生的判断。另外。运用热释光对标本的年代进行测试，得出结论：张公巷窑的年代和汝窑的年代相差不多，如果清凉寺汝窑属北宋产品，那么张公巷的时代也不会到金代，更不会是元代。宋 哥窑葵口盘 上海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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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学是在厦门大学念的考古专业，但是我比较感兴趣的是陶瓷考古，因为当时教我们宋元考古的老师很关注这一点。而且我在福建念大学，福建窑址很多，念书的时候我们就去过建窑考察，厦门附近还有同安窑，我都去过。大学毕业后被分到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的青瓷非常出名，我又对青瓷产生兴趣。两年以后我考上了复旦大学文博硕士，我们是由复旦大学和上海博物馆联合培养的，当时我的导师杨宽先生已经去美国了，我就选了上博的导师，跟随汪庆正先生研究陶瓷，汪先生也只选了我一个学生，当时都是有正式的拜师仪式的。
汪先生第一次授课，让我简明扼要得把中国陶瓷史讲述一遍。我才讲到一半，他就说“你可以不用讲了，你讲的都对。”
他还让我阅读上海博物馆的专业书籍。汪馆长说过一句话，对我影响非常大，他说，对于文物研究来说，一定要首先会看东西，然后才会写文章。我们博物馆的学者和大学的学者最大的区别就是会看东西，大学的学者洋洋洒洒写几万字的论文，如果论据是错的，那么整个文章就废掉了。所以要锻炼自己的眼力是非常重要的。
汪先生当时虽然已经担任副馆长，工作非常繁忙，但每个礼拜会有两个半天从库房提出20余件文物，一件一件上手仔细看，以时代先后、不同地区、不同窑口的器物分别观摩。开始是先由汪先生讲解，我作一些认知的总结；后来汪先生要我先讲，他再作一些补充，主要是看看我在鉴定方面是否有“悟性”。
汝窑窑址久寻不得。1931年日本学者到河南临汝寻找汝窑;1950年中国古陶瓷专家陈万里、冯先铭先生到临汝、宝丰、鲁山考察窑址;20世纪50至70年代，河南省文物考古学者和北京故的专家多次为寻找汝窑到临汝及附近一带考察，终没有真正发现汝窑窑址。1986年10月，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在陕西西安召开年会，河南省宝丰县陶瓷工艺厂王留现向一些专家展示了他在宝丰清凉寺采集的1件青釉瓷洗，引起了与会专家的重视。在这一线索下，上博汪馆长于当年年底两次派人前往清凉寺窑址调查，找到了与传世汝窑一样的瓷片标本及窑具。1987年初在上海《文汇报》发布了发现北宋汝窑的消息，并于1987年10月出版《汝窑的发现》一书，认定宝丰清凉寺瓷窑遗址为汝官窑窑场。1987年10月和12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清凉寺汝窑窑址进行了钻探和试掘，确认窑址范围并发现了典型的汝窑标本，从而证实了汝窑遗址的地点。当年清凉寺采集的这件标本后来还被上博收藏了，我们把它的口沿修好放在展厅展出。
汪馆长研究问题的角度跟别人也不太一样，他在国内陶瓷鉴定方面很早引入新的科技手段。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的科技手段是很丰富的。比如涉及陶瓷器的断代、窑口等争议性问题，大家各执一词，这时候就用科学仪器来帮忙，用科技数据来说话。
陈克伦：是的，我在书中谈到很多有争议的学术问题，都是用一些科技方法来论证。我们在这一方面起步是比较早的。
比如北宋官窑是长期困扰学术界的一个重要问题，根据记载，北宋官窑在河南开封，但至今尚未发现窑址。由于寻访一直没有结果，于是有学者认为文献记载的所谓“北宋官窑”实际上就是汝窑，对此，汪先生始终持反对态度。1999年夏天，河南有人把在汝州城内张公巷一处建筑工地发现的青瓷标本送来上海请汪先生鉴定，引起了汪先生的极大关注，它们与上海博物馆收藏的4件相传1940年代河南开封出土的青瓷标本无论在胎釉、造型、工艺等方面都完全一致，与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亚历山大碗”也基本相似。
张公巷窑发现之后，有学者认为窑址距清凉寺汝窑窑址不远，应该属于汝窑的一支；考古发掘者则从窑址中发现有金代、元代的标本，认为张公巷窑的年代属于金代或者元代。为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汪先生把上博收藏的标本和张公巷窑出土的标本一起交给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进行科学测试，结果发现两者胎、釉的化学成分类同，可以认为是同一个窑址的产品，有可能是北宋官窑的产品，如果确是如此，那么张公巷窑的发现就有可能解决仅见于文献记载而不见实物的北宋官窑的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
以后我继续研究汝州张公巷窑与清凉寺汝窑的关系，与汪先生一样，除了利用考古资料之外，还利用科技手段测试清凉寺汝窑、汝州张公巷窑和上博青瓷标本，得出的结论是：张公巷窑与上博青瓷标本的胎、釉化学组成，不仅常量元素基本一致，而且可以判断原料产地的微量元素也相同；它们与清凉寺汝窑则存在较大的差别，这些差别导致了两者在外观上的不同。虽然两地相距约40公里并不远，但是产品有明显差别，严格地说还不能归为一类，这就进一步证明了汪先生的判断。另外。运用热释光对标本的年代进行测试，得出结论：张公巷窑的年代和汝窑的年代相差不多，如果清凉寺汝窑属北宋产品，那么张公巷的时代也不会到金代，更不会是元代。宋 哥窑葵口盘 上海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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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世纪的佛教大成就者月称论师在《〈中观四百论〉释》中早就说过：“前世躯体所留之疤痕，于后世身躯上亦会出现，其因乃在于因缘聚合之缘起力现前。以喻明之，譬如于一茅棚中置一钵酸奶，若有鸽子于茅棚屋脊上走动，酸奶表面即会浮现出鸽子爪痕，而鸽子并未亲临酸奶之上。因缘际会，鸽子爪印即可留存于未接触之酸奶表层。”同理，众生前世之身躯并未完全、彻底地迁移到今生，但前世身体的部分特征依然会借后世之躯体得以再现，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即是前世所造的善业、恶业。
《入中论》云：“有情世间器世间，种种差别由心立，经说众生从业生，……”；“此处生余处，贤劣由业造。”众生从人道转生于旁生道，又从旁生转生为地狱众生，从地狱再转生到饿鬼界，接下来又流转于人道、天界等等，漫长的轮回生涯中，众生曾将自己的身体舍弃过无数次，除了自己所造做的善恶业之外，再没有别的什么原因可以操纵这一切的发生，就连身体的形状、美丑等特征也是由业力掌控的。佛经中再三强调说，如果一个人能坚持行持安忍，则其身形必定调柔、端庄。佛经中还说，“今世相好庄严，乃由过去世修持安忍道而来；今世相貌丑陋，乃前世生嗔恨心所致。”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二日及十三日的《中国时报》上，就报道了一件非常发人深省的事，由于原文很长，故此处摘录、整理如下：
一九四八年的一天，马来西亚联邦森洲淡边村，一位名叫张秋潭的农夫在果园耕地时忽然从土中刨出了一只穿山甲。这只穿山甲浑身上下长满了如牛角一般坚硬的鳞片，它一直以地洞为穴，经常吃的食物则是蚂蚁等小动物。看到它，张秋潭马上就想把它逮着，结果在围捕它的过程中，这只穿山甲一下就钻回地洞中去了。此时，张秋潭的三个儿子，还有他那已怀孕四个月的妻子彭仙全都赶了过来，众人一见穿山甲顿时杀心大起，于是全家老少一齐动手开始了围剿穿山甲的行动。无计可施之时，他们想到用烟熏火烧的办法也许可以把它从洞中驱赶出来，全家人便立即在洞口堆积了很多木柴并放火点燃。结果忙活了半天，却再也未看到穿山甲的影子，一家人于是大失所望地黯然而归。五个月之后，彭仙临盆的日子终于到了，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是，她生下的这个女孩竟长有与穿山甲一模一样的身躯、形色，整个相貌令人恐惧万分，就连母亲彭仙见到后也不由吓晕了过去。
村里人知道了这件奇闻后，害怕这个怪物长大后会伤及自身，因此他们立即来到张秋潭家，要求他务必交出这个女孩。张秋潭夫妇知道把女儿交给他们后，这个孩子很有可能被众人杀死，于是夫妻俩就哄骗村人说生下的怪物已经死掉了。从那以后，张氏夫妻便把孩子隐匿起来，并一直让她在暗无天日的斗室中隐名埋姓地整整生活了三十多年。直到一九八二年的三月间，这个半人半穿山甲的众生才被当地人发现。人们看到尽管她依然存活于世，但并没有伤害别众的心思与能力，认识到这一点之后，大家便放弃了对她加以看管甚或处死的念头。
后来，马来西亚《新生活报》的记者还请来皮肤科专家为其治疗，但医生们均认为这种病症实在无药可治。八二年四月七日，作家柏杨先生到马来西亚发表演讲，《新生活报》社长周宝源与总编辑吴仲达两位先生曾把此事向柏杨先生描述过一番，末了又建议先生最好能亲自看望一下这个奇特的女人。柏杨先生最终还是亲眼见到了这个女人，探视归来，他即如是议论道：“我无法形容张四妹（此人姓名）女士的形象，一定要我形容的话，我同意森洲淡边村村民的称呼：‘穿山甲人’。她头发全无，光秃的头顶，双眼几乎呈五十度的角度向上吊起，鼻子塌陷，嘴唇突出，牙齿像坟岗上凌乱残破的墓碑。其中一个门牙却像大象的牙一样，冲破尖耸的嘴唇。满身鳞甲，令人看了发抖。更恐怖的是她的眼睛，没有眼睑，像一条鱼一样，两眼圆圆的瞪在那里，而眼眶则又像一个烧红的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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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三年春天，新加坡两家报社《星洲日报》、《南洋商报》都报道了这一事件：马来西亚吉打洲一渔夫从海中捕到了一只乌龟，由于此人极其痛恨海中的海龟经常弄破自己的鱼网，于是他便拿这只乌龟撒气。他把乌龟高高吊在一株大树上，任其被烈日暴晒并最终使之因饥渴窒息而死。几个月之后，他的妻子生下一个儿子，那个孩子的双手、双足简直就跟乌龟的四肢完全相同。孩子虽说头上长有眼、耳、口等器官，但它们的形状却与乌龟的身体部件无有两样。报纸不仅对之进行了报道，还配发了这个孩子的照片，众人见后各个震惊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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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九年的夏天，中国四川省也发生了这么一件令人感慨万千的事情：一养鸡专业户将自己所养的鸡大批卖给屠宰者及鸡贩子，令其宰杀以谋取利润。其妻后来生下一个女孩，这个孩子的双手与鸡爪一样，直接与胸部相连，而且肠子也暴露在体外，让人深觉恐怖异常。四川电视台也对此事进行过报道，很多人都亲眼目睹过。
上举这些事例绝对是不善业成熟后的果报，若非如是，则杀乌龟之人、杀穿山甲之人、杀鸡之人，他们的儿女何以会成为与乌龟、穿山甲、鸡相类似的众生？如果有人问：佛经中不是说自己造的业不会成熟在别人身上吗？此话确实千真万确，但这些与乌龟等动物相类似的众生之所以会变成这样，其转生之因依然得从各自的前生业力上去找寻。也就是说，他们今生转生为这样的形态，是因为他们前生就造过能致自己后世如是转生的因！至于父母等其他人所造作的强有力的罪业，则使子女前世的恶业迅速成熟，此中道理在《俱舍论》中有详细宣说。
因此我们理应了知，即生之身体要得以形成，必须具备父精母卵等现在聚合之因缘、前世五处以及宿世所造之善恶业等三种条件，它们聚合之后，今生之身躯即告成形。这番道理并非像某些外道宗派认为的那样，说什么一切都是由业所造；亦非如世间顺世外道等认为的那样，说什么一切都是现在之四大合和而后产生的。佛教无论在见、修、行、果的哪一个方面、哪一个阶段，都不会堕入两边，这就是无等大师释迦狮子如来所建立之唯一自宗，也即一切学说之王。
《入中论》云：“有情世间器世间，种种差别由心立，经说众生从业生，……”；“此处生余处，贤劣由业造。”众生从人道转生于旁生道，又从旁生转生为地狱众生，从地狱再转生到饿鬼界，接下来又流转于人道、天界等等，漫长的轮回生涯中，众生曾将自己的身体舍弃过无数次，除了自己所造做的善恶业之外，再没有别的什么原因可以操纵这一切的发生，就连身体的形状、美丑等特征也是由业力掌控的。佛经中再三强调说，如果一个人能坚持行持安忍，则其身形必定调柔、端庄。佛经中还说，“今世相好庄严，乃由过去世修持安忍道而来；今世相貌丑陋，乃前世生嗔恨心所致。”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二日及十三日的《中国时报》上，就报道了一件非常发人深省的事，由于原文很长，故此处摘录、整理如下：
一九四八年的一天，马来西亚联邦森洲淡边村，一位名叫张秋潭的农夫在果园耕地时忽然从土中刨出了一只穿山甲。这只穿山甲浑身上下长满了如牛角一般坚硬的鳞片，它一直以地洞为穴，经常吃的食物则是蚂蚁等小动物。看到它，张秋潭马上就想把它逮着，结果在围捕它的过程中，这只穿山甲一下就钻回地洞中去了。此时，张秋潭的三个儿子，还有他那已怀孕四个月的妻子彭仙全都赶了过来，众人一见穿山甲顿时杀心大起，于是全家老少一齐动手开始了围剿穿山甲的行动。无计可施之时，他们想到用烟熏火烧的办法也许可以把它从洞中驱赶出来，全家人便立即在洞口堆积了很多木柴并放火点燃。结果忙活了半天，却再也未看到穿山甲的影子，一家人于是大失所望地黯然而归。五个月之后，彭仙临盆的日子终于到了，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是，她生下的这个女孩竟长有与穿山甲一模一样的身躯、形色，整个相貌令人恐惧万分，就连母亲彭仙见到后也不由吓晕了过去。
村里人知道了这件奇闻后，害怕这个怪物长大后会伤及自身，因此他们立即来到张秋潭家，要求他务必交出这个女孩。张秋潭夫妇知道把女儿交给他们后，这个孩子很有可能被众人杀死，于是夫妻俩就哄骗村人说生下的怪物已经死掉了。从那以后，张氏夫妻便把孩子隐匿起来，并一直让她在暗无天日的斗室中隐名埋姓地整整生活了三十多年。直到一九八二年的三月间，这个半人半穿山甲的众生才被当地人发现。人们看到尽管她依然存活于世，但并没有伤害别众的心思与能力，认识到这一点之后，大家便放弃了对她加以看管甚或处死的念头。
后来，马来西亚《新生活报》的记者还请来皮肤科专家为其治疗，但医生们均认为这种病症实在无药可治。八二年四月七日，作家柏杨先生到马来西亚发表演讲，《新生活报》社长周宝源与总编辑吴仲达两位先生曾把此事向柏杨先生描述过一番，末了又建议先生最好能亲自看望一下这个奇特的女人。柏杨先生最终还是亲眼见到了这个女人，探视归来，他即如是议论道：“我无法形容张四妹（此人姓名）女士的形象，一定要我形容的话，我同意森洲淡边村村民的称呼：‘穿山甲人’。她头发全无，光秃的头顶，双眼几乎呈五十度的角度向上吊起，鼻子塌陷，嘴唇突出，牙齿像坟岗上凌乱残破的墓碑。其中一个门牙却像大象的牙一样，冲破尖耸的嘴唇。满身鳞甲，令人看了发抖。更恐怖的是她的眼睛，没有眼睑，像一条鱼一样，两眼圆圆的瞪在那里，而眼眶则又像一个烧红的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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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三年春天，新加坡两家报社《星洲日报》、《南洋商报》都报道了这一事件：马来西亚吉打洲一渔夫从海中捕到了一只乌龟，由于此人极其痛恨海中的海龟经常弄破自己的鱼网，于是他便拿这只乌龟撒气。他把乌龟高高吊在一株大树上，任其被烈日暴晒并最终使之因饥渴窒息而死。几个月之后，他的妻子生下一个儿子，那个孩子的双手、双足简直就跟乌龟的四肢完全相同。孩子虽说头上长有眼、耳、口等器官，但它们的形状却与乌龟的身体部件无有两样。报纸不仅对之进行了报道，还配发了这个孩子的照片，众人见后各个震惊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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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九年的夏天，中国四川省也发生了这么一件令人感慨万千的事情：一养鸡专业户将自己所养的鸡大批卖给屠宰者及鸡贩子，令其宰杀以谋取利润。其妻后来生下一个女孩，这个孩子的双手与鸡爪一样，直接与胸部相连，而且肠子也暴露在体外，让人深觉恐怖异常。四川电视台也对此事进行过报道，很多人都亲眼目睹过。
上举这些事例绝对是不善业成熟后的果报，若非如是，则杀乌龟之人、杀穿山甲之人、杀鸡之人，他们的儿女何以会成为与乌龟、穿山甲、鸡相类似的众生？如果有人问：佛经中不是说自己造的业不会成熟在别人身上吗？此话确实千真万确，但这些与乌龟等动物相类似的众生之所以会变成这样，其转生之因依然得从各自的前生业力上去找寻。也就是说，他们今生转生为这样的形态，是因为他们前生就造过能致自己后世如是转生的因！至于父母等其他人所造作的强有力的罪业，则使子女前世的恶业迅速成熟，此中道理在《俱舍论》中有详细宣说。
因此我们理应了知，即生之身体要得以形成，必须具备父精母卵等现在聚合之因缘、前世五处以及宿世所造之善恶业等三种条件，它们聚合之后，今生之身躯即告成形。这番道理并非像某些外道宗派认为的那样，说什么一切都是由业所造；亦非如世间顺世外道等认为的那样，说什么一切都是现在之四大合和而后产生的。佛教无论在见、修、行、果的哪一个方面、哪一个阶段，都不会堕入两边，这就是无等大师释迦狮子如来所建立之唯一自宗，也即一切学说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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