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公桥（位于福建省连江县蓼沿乡朱公村，此处并非玩的景区，只能说算是曾经的古迹，我只是想跟大家讲讲朱公桥的历史）
朱公桥，位于福建省连江县蓼沿乡朱公村，横跨白岩溪，古为福温驿道要津，原为木桥，每年被洪水冲坏三、四次。宋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知县朱定改建为石桥，为其记功，溪改称朱公溪，桥亦称为朱公桥。现为公路桥。 https://t.cn/R2Wxlzs
朱公桥，位于福建省连江县蓼沿乡朱公村，横跨白岩溪，古为福温驿道要津，原为木桥，每年被洪水冲坏三、四次。宋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知县朱定改建为石桥，为其记功，溪改称朱公溪，桥亦称为朱公桥。现为公路桥。 https://t.cn/R2Wxlzs
#法考主观题攻略#【山东女子存银行100万，5年后取钱时只剩1块钱，反被银行送入大牢】
2014年，山东枣庄市法院收到了一个特别的诉讼案件，一位女士在银行取钱时赫然发现，5年前存入银行的100万元不翼而飞，取而代之的余额则变成了1元。
当这个女士询问银行负责人：“我的钱去哪了？”结果得到的回应却是：“电脑上显示的余额，就是你的钱。”
存在银行的100万元变成了1块钱，这位女士选择用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可万万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法院不仅没有向银行追回消失的一百万，反而把取钱的人给送入大牢，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2009年7月22日，山东枣庄的孙玉梅女士和丈夫商量，准备将两人辛辛苦苦奋斗大半辈子的100万积蓄存到银行，以备不时之需。
孙玉梅挑选了半天，当然是以定期利率最高的银行作为存款目标，在孙玉梅的挑选下，最终选择了枣庄当地的恒泰农村合作银行。
7月至9月，孙玉梅分两次在恒泰农村合作银行存入了100万元，每次存入50万元。为了收益最大化，孙玉梅将两笔50万都选择了死期存款，时间为5年。
当这笔钱存入银行后，孙玉梅心中也安心了几分，毕竟100万放在家中除了遭贼惦记之外，还会发霉。存进银行后不仅可以求一个安心，还能收获一笔不菲的利息。
2014年孙玉梅存钱的枣庄恒泰农村合作银行重组建设，并且更名为枣庄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当恒泰农村合作银行重组合并后，孙玉梅的手机也收到了来自银行的短信，并且短信内容提示：原山东枣庄恒泰农村银行的所有债券、债务，又新组建的枣庄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承接。
看到这条短信后，孙玉梅并未当回事，银行只是改了名字，钱肯定不会出问题。
可让孙玉梅万万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等到5年死期存款的时间到后，孙玉梅满心欢喜的前往枣庄恒泰农村合作银行取钱，可存折中显示的数字却让孙玉梅差点惊掉了下巴。
只见柜台旁的电脑上，清晰地显示存款余额只剩下1元。刚开始孙玉梅还以为银行的电脑出现了问题，当她反复与柜员确定后，才发现自己的百万存款真的只剩下了1元。
100万变成了1块钱，任谁遇到这样的落差感都会崩溃。孙玉梅当时就在枣庄农商银行闹了起来，并且引起了绝大多数路人的注意。
孙玉梅在和银行交涉过程中，银行的主管经理把她单独带进了接待室，并且和孙玉梅进行了协商交涉。
可孙玉梅得到的答案只有一个，存折上并未显示孙玉梅动过存款，但银行主管也拒不承认孙玉梅在此处存过100万巨款。
100万的消失，肯定是银行失责造成的，而孙玉梅也不想再和银行工作人员交涉太多，直接一纸诉状将山东枣庄农商银行给告到了法院。
枣庄法院收到了孙玉梅的诉状后，便开始着手审理此案，可最戏剧化的一幕发生了。
孙玉梅本来应该通过法律的手段维护自身利益，可到法庭上时，枣庄农商银行却反咬了孙玉梅一口，并且坚称：“孙玉梅所持的存折是伪造的。”
除此之外，枣庄农商银行还对孙玉梅发出了“灵魂”质问： “你5年都没有查验过银行里的钱，显然你存入100万是在说谎。”
不得不说银行给出的质问很离谱，100万块钱被存入银行死期，一般人如果没有意外发生，当然会等到存款日期结束后才会取钱，否则中途取钱的话就会变成活期，利息也会少了很多。
不过法院对孙玉梅的存折进行真伪判定后，却发现存折上果然出现了问题，存折上显示的打印字体为两种打印机打印，而一般的存折字体都是由一种打印机打印而成。
既然存折上有明显的两种打印字体，那自然有伪造存折的嫌疑。难不成孙玉梅真的伪造了存折，而她存入银行的100万块钱是假的吗？
如果真的是孙玉梅对存折进行伪造，那么很显然她已经违法了。
2017年1月6日，枣庄薛城公安分局对孙玉梅“伪造、变更金融票证”一案进行了立案调查，并于2018年3月21日对其进行了刑事拘留。
孙玉梅本来只是到银行取回属于自己的存款，闹到最后自己却锒铛入狱，这简直就是天大的讽刺。
当孙玉梅被送入到冰冷的看守所后，除了喊冤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
就在孙玉梅被刑事拘留28天后，她却因悲伤过度患上重疾，被取保候审。
毕竟身正不怕影子斜，孙玉梅从来没有伪造过存折信息，并且存折就是从原恒泰农村合作银行取得的，经过公安机关不懈的求证后，最终得出了一个结论，存折确定是伪造的，而不是由孙玉梅伪造制作的。
警察在调查过程时，从孙玉梅给出的存款日期开始追溯，确定了孙玉梅在原恒泰农村合作银行中存入了100万元，不过她手中的存折确实是被人动过手脚。
而这位给孙玉梅存折动手脚的人，却是银行的一位前员工田艳。
孙玉梅在存款的当天，银行前员工田艳以自己的名义开了两本1块钱的存折，并且伪造了孙玉梅的存款记录在1块钱的存折上，而后交给了孙玉梅女士。
孙玉梅正规的存折，早就落入到了田艳的手中，并且里面的100万元被田艳分批次取得一干二净。
枣庄的警方根据孙玉梅伪造存折案深入调查，结果却发现了隐藏在其中的“监守自盗”惊天大案。
田艳曾在2008年至2009年期间任职银行工作人员，在短短一年之内，田艳利用自己的特权先后冒领了9位储户600余万元，孙玉梅就是其中之一。
时间回到2009年7月22日，孙玉梅在原恒泰农村合作银行存入50万元整，而给她办理业务的就是田艳。7月24日，就在孙玉梅把钱存入银行的第二天，田艳便在柜台上私自签署孙玉梅的名字，取出了30万。
而后孙玉梅又在9月5日存入50万，被田艳如法炮制，以个人的名义伪造孙玉梅签字，而后将孙玉梅存入的50万元一次性取出。
也就是说，孙玉梅手中的存折，至始至终都是田艳伪造的，因为田艳在其他银行办理的1元存折，她又在恒泰农村合作银行伪造存款记录，所以才会在孙玉梅的存折上发现两种明显不同打印机打印的字体。
2020年4月9日，当一切都真相大白后，警方立刻撤销了对孙玉梅的立案调查，并在掌握充足证据后对银行前职员田艳进行了批捕。
田艳因涉嫌伪造金融票证罪，被薛城区人民法院判处10年6个月有期徒刑。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田艳在案发后试图潜逃，可终究没能逃出警方的追捕。
田艳落网后，等待她的将会是法律的严惩，可等待孙玉梅的却是漫长的要钱之旅。
时隔6年之久，虽然利用职务之便谋取暴利的田艳被绳之以法，但孙玉梅女士却为此喊冤入狱，并且她的百万存款仍旧杳无音讯。
为此，孙玉梅再一次将枣庄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告上了法庭，这一次没有了“伪造存折”作为借口的枣庄农村商业银行，被法院判处偿还孙玉梅100万存款，并支付其相对应利息。
拿到法院判决书的孙玉梅，终于落下了泪水，长达6年的寻钱路，孙玉梅在此期间受尽的委屈，又有几人可知呢？
原本以为法院的判决已经出来，孙玉梅就能拿到十多年前的存款，可万万没想到，枣庄农村商业银行却拒不执行法院的判决，反而一再拖延。
2021年7月，孙玉梅曾多次找到枣庄农村商业银行的负责人协商百万存款和利息的事宜，结果银行负责人却一口咬定：“你存在银行的钱之所以会消失，完全是由田艳个人行为造成的，跟银行没有关系，理应由田艳个人赔偿。”
可法院的判决中却清晰地表述：银行没有做到应尽的审核义务来保证储户的财产安全，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银行负责人的说辞，只是为了不还钱而编造的借口，法院已经出具了执行判决却依旧不执行，这一次彻底让孙玉梅产生了怒气。
无奈之下，孙玉梅第三次将枣庄农村商业银行告上了法院，而这一次法院直接下达终审判决：限枣庄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十日内归还孙玉梅的100万存款，并支付相应利息，否则法院将会对该银行强制执行。
法院的强制执行判决一经传达，山东省农村信用社社联工作组立刻入住枣庄农商银行，并对该事件的相关工作人员进行调查，查看该银行是否存在以权谋私的行为，一经发现从重处理。
时隔7年之久，孙玉梅存入银行的100万存款以及相对应的利息，终于被取得，而她漫长的取钱路也引起了社会的深思。
银行作为老百姓信任的财产保管机构，必须要做到强有力的监管，否则孙玉梅女士的事件将会再次上演。
只有银行内部监管得当，才会对得起百姓们的信任，才会对百姓的财产安全带来保障！
2014年，山东枣庄市法院收到了一个特别的诉讼案件，一位女士在银行取钱时赫然发现，5年前存入银行的100万元不翼而飞，取而代之的余额则变成了1元。
当这个女士询问银行负责人：“我的钱去哪了？”结果得到的回应却是：“电脑上显示的余额，就是你的钱。”
存在银行的100万元变成了1块钱，这位女士选择用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可万万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法院不仅没有向银行追回消失的一百万，反而把取钱的人给送入大牢，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2009年7月22日，山东枣庄的孙玉梅女士和丈夫商量，准备将两人辛辛苦苦奋斗大半辈子的100万积蓄存到银行，以备不时之需。
孙玉梅挑选了半天，当然是以定期利率最高的银行作为存款目标，在孙玉梅的挑选下，最终选择了枣庄当地的恒泰农村合作银行。
7月至9月，孙玉梅分两次在恒泰农村合作银行存入了100万元，每次存入50万元。为了收益最大化，孙玉梅将两笔50万都选择了死期存款，时间为5年。
当这笔钱存入银行后，孙玉梅心中也安心了几分，毕竟100万放在家中除了遭贼惦记之外，还会发霉。存进银行后不仅可以求一个安心，还能收获一笔不菲的利息。
2014年孙玉梅存钱的枣庄恒泰农村合作银行重组建设，并且更名为枣庄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当恒泰农村合作银行重组合并后，孙玉梅的手机也收到了来自银行的短信，并且短信内容提示：原山东枣庄恒泰农村银行的所有债券、债务，又新组建的枣庄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承接。
看到这条短信后，孙玉梅并未当回事，银行只是改了名字，钱肯定不会出问题。
可让孙玉梅万万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等到5年死期存款的时间到后，孙玉梅满心欢喜的前往枣庄恒泰农村合作银行取钱，可存折中显示的数字却让孙玉梅差点惊掉了下巴。
只见柜台旁的电脑上，清晰地显示存款余额只剩下1元。刚开始孙玉梅还以为银行的电脑出现了问题，当她反复与柜员确定后，才发现自己的百万存款真的只剩下了1元。
100万变成了1块钱，任谁遇到这样的落差感都会崩溃。孙玉梅当时就在枣庄农商银行闹了起来，并且引起了绝大多数路人的注意。
孙玉梅在和银行交涉过程中，银行的主管经理把她单独带进了接待室，并且和孙玉梅进行了协商交涉。
可孙玉梅得到的答案只有一个，存折上并未显示孙玉梅动过存款，但银行主管也拒不承认孙玉梅在此处存过100万巨款。
100万的消失，肯定是银行失责造成的，而孙玉梅也不想再和银行工作人员交涉太多，直接一纸诉状将山东枣庄农商银行给告到了法院。
枣庄法院收到了孙玉梅的诉状后，便开始着手审理此案，可最戏剧化的一幕发生了。
孙玉梅本来应该通过法律的手段维护自身利益，可到法庭上时，枣庄农商银行却反咬了孙玉梅一口，并且坚称：“孙玉梅所持的存折是伪造的。”
除此之外，枣庄农商银行还对孙玉梅发出了“灵魂”质问： “你5年都没有查验过银行里的钱，显然你存入100万是在说谎。”
不得不说银行给出的质问很离谱，100万块钱被存入银行死期，一般人如果没有意外发生，当然会等到存款日期结束后才会取钱，否则中途取钱的话就会变成活期，利息也会少了很多。
不过法院对孙玉梅的存折进行真伪判定后，却发现存折上果然出现了问题，存折上显示的打印字体为两种打印机打印，而一般的存折字体都是由一种打印机打印而成。
既然存折上有明显的两种打印字体，那自然有伪造存折的嫌疑。难不成孙玉梅真的伪造了存折，而她存入银行的100万块钱是假的吗？
如果真的是孙玉梅对存折进行伪造，那么很显然她已经违法了。
2017年1月6日，枣庄薛城公安分局对孙玉梅“伪造、变更金融票证”一案进行了立案调查，并于2018年3月21日对其进行了刑事拘留。
孙玉梅本来只是到银行取回属于自己的存款，闹到最后自己却锒铛入狱，这简直就是天大的讽刺。
当孙玉梅被送入到冰冷的看守所后，除了喊冤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
就在孙玉梅被刑事拘留28天后，她却因悲伤过度患上重疾，被取保候审。
毕竟身正不怕影子斜，孙玉梅从来没有伪造过存折信息，并且存折就是从原恒泰农村合作银行取得的，经过公安机关不懈的求证后，最终得出了一个结论，存折确定是伪造的，而不是由孙玉梅伪造制作的。
警察在调查过程时，从孙玉梅给出的存款日期开始追溯，确定了孙玉梅在原恒泰农村合作银行中存入了100万元，不过她手中的存折确实是被人动过手脚。
而这位给孙玉梅存折动手脚的人，却是银行的一位前员工田艳。
孙玉梅在存款的当天，银行前员工田艳以自己的名义开了两本1块钱的存折，并且伪造了孙玉梅的存款记录在1块钱的存折上，而后交给了孙玉梅女士。
孙玉梅正规的存折，早就落入到了田艳的手中，并且里面的100万元被田艳分批次取得一干二净。
枣庄的警方根据孙玉梅伪造存折案深入调查，结果却发现了隐藏在其中的“监守自盗”惊天大案。
田艳曾在2008年至2009年期间任职银行工作人员，在短短一年之内，田艳利用自己的特权先后冒领了9位储户600余万元，孙玉梅就是其中之一。
时间回到2009年7月22日，孙玉梅在原恒泰农村合作银行存入50万元整，而给她办理业务的就是田艳。7月24日，就在孙玉梅把钱存入银行的第二天，田艳便在柜台上私自签署孙玉梅的名字，取出了30万。
而后孙玉梅又在9月5日存入50万，被田艳如法炮制，以个人的名义伪造孙玉梅签字，而后将孙玉梅存入的50万元一次性取出。
也就是说，孙玉梅手中的存折，至始至终都是田艳伪造的，因为田艳在其他银行办理的1元存折，她又在恒泰农村合作银行伪造存款记录，所以才会在孙玉梅的存折上发现两种明显不同打印机打印的字体。
2020年4月9日，当一切都真相大白后，警方立刻撤销了对孙玉梅的立案调查，并在掌握充足证据后对银行前职员田艳进行了批捕。
田艳因涉嫌伪造金融票证罪，被薛城区人民法院判处10年6个月有期徒刑。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田艳在案发后试图潜逃，可终究没能逃出警方的追捕。
田艳落网后，等待她的将会是法律的严惩，可等待孙玉梅的却是漫长的要钱之旅。
时隔6年之久，虽然利用职务之便谋取暴利的田艳被绳之以法，但孙玉梅女士却为此喊冤入狱，并且她的百万存款仍旧杳无音讯。
为此，孙玉梅再一次将枣庄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告上了法庭，这一次没有了“伪造存折”作为借口的枣庄农村商业银行，被法院判处偿还孙玉梅100万存款，并支付其相对应利息。
拿到法院判决书的孙玉梅，终于落下了泪水，长达6年的寻钱路，孙玉梅在此期间受尽的委屈，又有几人可知呢？
原本以为法院的判决已经出来，孙玉梅就能拿到十多年前的存款，可万万没想到，枣庄农村商业银行却拒不执行法院的判决，反而一再拖延。
2021年7月，孙玉梅曾多次找到枣庄农村商业银行的负责人协商百万存款和利息的事宜，结果银行负责人却一口咬定：“你存在银行的钱之所以会消失，完全是由田艳个人行为造成的，跟银行没有关系，理应由田艳个人赔偿。”
可法院的判决中却清晰地表述：银行没有做到应尽的审核义务来保证储户的财产安全，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银行负责人的说辞，只是为了不还钱而编造的借口，法院已经出具了执行判决却依旧不执行，这一次彻底让孙玉梅产生了怒气。
无奈之下，孙玉梅第三次将枣庄农村商业银行告上了法院，而这一次法院直接下达终审判决：限枣庄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十日内归还孙玉梅的100万存款，并支付相应利息，否则法院将会对该银行强制执行。
法院的强制执行判决一经传达，山东省农村信用社社联工作组立刻入住枣庄农商银行，并对该事件的相关工作人员进行调查，查看该银行是否存在以权谋私的行为，一经发现从重处理。
时隔7年之久，孙玉梅存入银行的100万存款以及相对应的利息，终于被取得，而她漫长的取钱路也引起了社会的深思。
银行作为老百姓信任的财产保管机构，必须要做到强有力的监管，否则孙玉梅女士的事件将会再次上演。
只有银行内部监管得当，才会对得起百姓们的信任，才会对百姓的财产安全带来保障！
刚看舵爷发了过老下棋的图。
歙县雄村竹山书院附近，原有座“江南棋院”。
2004年6月，老张在雄村拍竹山书院，刚支起脚架，一位70多岁戴着眼睛文质彬彬的老人主动走来搭话：“你是聂（摄）影的人，你应该到我家去拍拍。我家的房子是过旭初照故宫棋院设计的，名字也是因他们两兄弟取的，叫江南棋院。“
老张听到”故宫棋院“与”过旭初“就收了脚架，跟老人走了。
一路上老人向老张介绍了自己家的情况：老人叫曹印川，雄村曹氏后裔，父亲是早年支持修建徽杭公路的领头徽商，家里的这栋宅子是很精美的，想留下来。
推开大门，映入眼帘的便是图1的景致。
走近些，老人告诉老张：“你们不来拍，再过三天就看不见了”。
老张追问：”这么好的房子为什么拆“。
老人无奈地回答:“孙子在上海打工，找了女朋友，要结婚没有新房。”
老张从小厅上了二楼，外表看来很华丽的两层楼房，内部却已破烂不堪，只是有些结构确实独特（在此卖个关子，可以自行前往博物馆观看、了解）拍了几张照片，老张便下了楼。
在楼上，老张又听曹老提及这栋宅子是打算拆卖，他担心卖出去就不是整体了，但现在又不得不拆。
因觉拆了太可惜，老张下楼后，便又重复对曹老说：“这房子拆了太可惜！”
曹老答：“没办法，孙子和孙媳妇不愿意住。”
老张继续问：“卖给谁。”
曹老很难过的回复：“文物贩子。2万块，这石桌石凳明天就搬走了。”
老张听说明天就要搬走一部分，立刻拿出纸笔开始询问曹老家以及这栋宅子的历史，希望回去后能作为“论据”说服文化局收走，放入博物馆内。
雄村曹氏的历史自不必多说，徽班进京的联系以及备受争议的曹振镛是歙县一代“通识”。
曹老补充的家族史是最为重要的：曹老先生这支，祖辈四代经商，商号遍及杭州、上海、天津。曹老父亲在上海经营‘怡源批发’商号，这栋屋子便是父亲建的。1951年曹家家厂被统一充公。劳改4年后，父亲被释放回到徽州，此时，祖上所有房屋都已分给了农民。与棋院紧联着的一幢三层楼清代老宅便是祖屋，被分给了八户农民居住（产权问题一直是徽州古建难以顺利保护的阻力之一），此外，歙县古城的曹氏二宅也是他们家的，航步头还有曹家大院（远不止这些，不再赘述），说完老屋，曹老又告诉老张：
“我父亲曹霆声，20年代就参与了屯溪到杭州修建公路的工程，工程刚拟定的时候，他便主动出资30万大洋，随后又在1946年主动集资四千万，创办了歙县医院与紫阳书院。雄村这幢老房子是我家唯一用于居住的房子，这幢老屋应该是‘徽商’最后的历史见证。我本来是不想拆的，又有什么法子！以前，过旭初兄弟都常在这所院子里下棋。土改时，我父亲与堂兄13人将浮财、金银、玉石近百斤，商务影印《四库全书》共计一万册（120箱），一齐上缴国库”。
曹老所说的这些，确也被地方资料印证属实。
老人滔滔不绝的叙述时，神情黯然，老张立刻电话联系了时任市文化局副局长倪国华，将老屋情况简叙一遍后，倪局长当即便答应”第二天叫文物科的人来看看。“
文物科用了几天时间完成全面评估后，市博物馆根据评估，以5万元价格收购了这幢老屋，并做出计划，准备将它搬至博物馆内（现在这座江南棋院依旧被藏于博物馆中，对公众开放）。
9月的一天，曹老人带着一瓶洋酒，到屯溪找老张，两人聊了很多。
2005年老人眼疾，老张去医院看望曹老，曹人又和老张聊了很久。之后因太忙，且当时不像现在，老人们都有微信，老张与老人的联系也渐渐减少。
2008年7月，老张再次来到雄村准备拜访曹印川老人，当找到江南棋院老宅地时，发现此处已经竖起了一幢水泥造的小洋楼，大门紧锁。
老张向邻居打听，邻居告诉老张，曹印川两年前已经去世，儿子和孙子现在都在上海打工，房子空在这，没人住。
老张这才想起一年前曹老的儿子曾经给他打过一通电话，说是父亲有些东西要给老张看。但老张终年跑徽州，若非紧要的事情，是很难特意赶去特定村里的。
电话里，曹老的儿子没说曹老去世的事，大概也是曹老临终前的嘱咐。
徽州的这些老人，很怕给人添麻烦，我外公去世时也是如此，不让告知帮过自己的人，害怕说了别人要专程赶来，给人添麻烦。
这次之后，老张除了联系各村老人，还尽可能与老人邻居取得联系，避免不能送这最后一程。
曹老想让老张看的，是一套由他写的，关于他的一生的回忆录。
也许不能出版，但总有人看过，知道。
图3、4、5便是曹家祖宅，但因产权问题，多年未能成功保护。
图6是雄村竹山书院，曹振镛的父亲曹文埴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的传胪，科举二甲第一名，官至户部尚书，对于京剧形成有极大影响的“庆升班”便是由他带到京城的私家戏班。曹振镛的曾祖父曹堇饴为盐商，他临终前的遗愿只有一个：“当在雄溪之畔建文昌阁、修书院。”曹堇饴死后，两个儿子遵从父命，拿出大笔银两在雄村修建了族立书院：竹山书院。
竹山书院有一条规定：每一位中举的后人都要在书院种一棵桂花树，这些桂花树至今仍直立在书院中。
以下在曹老的回忆录里提及的，后经考证均属实：
曹老父辈于1929年出资在家乡建造了从篁墩到歙县西门外的一段长20公里的公路。
1932年，安徽、浙江两省发起建造徽杭公路。在此之前，虽有水路相通，但”一滩复一滩，一滩高十丈。三百六十滩，新安在天上“。水路下浙江容易（顺风顺水也得四天），由浙江入徽则显艰难（民国年间还有大量盗匪劫财杀人，我在微博更新过不赘述），加之徽州秋冬季为旱期，两地相通只能跋山涉水走半个多月。徽商若想不被时代抛弃，必须修徽杭公路。
但民国年间，安徽省财政困难，徽州又多是山路（图8为徽州古道），修建费用极高。
歙县县长石国柱便赶到上海，求助先前独资为家乡修过路的曹氏兄弟，最终，双方就修路达成协议：
曹氏兄弟对于他们独资完成的徽杭公路路段，享有15年的专营权；
曹氏兄弟需要负责徽杭公路（杭州段已通）建造中的筹款、设计和施工等一切事宜；
除了施工工程费用外，公路路基购买费30万银元，由曹氏兄弟开设在杭州的文新恒绸缎丝织厂拿出15万，并以该厂固定资产担保向浙江兴业银行借款10万，再加上上海怡大纸号（曹家开设）的5万凑齐。
1933年顺利通车，1934年，曹家专门成立徽杭公路鸿飞汽车运输公司专营货运（客运承包给了程君瑞）。对于使用徽杭公路的其他车辆，一律实行收费通行的制度，大卡车每车5元，小包车每车2元，因此，曹氏兄弟下属鸿飞公司有了65辆汽车。
1937年7月，刚建成运营4年的徽杭公路因屡遭日寇轰炸而毁坏，鸿飞公司的65辆汽车交由国民党抗日，抗战结束后，曹家托关系才找回8辆汽车。
#流动的故乡#
歙县雄村竹山书院附近，原有座“江南棋院”。
2004年6月，老张在雄村拍竹山书院，刚支起脚架，一位70多岁戴着眼睛文质彬彬的老人主动走来搭话：“你是聂（摄）影的人，你应该到我家去拍拍。我家的房子是过旭初照故宫棋院设计的，名字也是因他们两兄弟取的，叫江南棋院。“
老张听到”故宫棋院“与”过旭初“就收了脚架，跟老人走了。
一路上老人向老张介绍了自己家的情况：老人叫曹印川，雄村曹氏后裔，父亲是早年支持修建徽杭公路的领头徽商，家里的这栋宅子是很精美的，想留下来。
推开大门，映入眼帘的便是图1的景致。
走近些，老人告诉老张：“你们不来拍，再过三天就看不见了”。
老张追问：”这么好的房子为什么拆“。
老人无奈地回答:“孙子在上海打工，找了女朋友，要结婚没有新房。”
老张从小厅上了二楼，外表看来很华丽的两层楼房，内部却已破烂不堪，只是有些结构确实独特（在此卖个关子，可以自行前往博物馆观看、了解）拍了几张照片，老张便下了楼。
在楼上，老张又听曹老提及这栋宅子是打算拆卖，他担心卖出去就不是整体了，但现在又不得不拆。
因觉拆了太可惜，老张下楼后，便又重复对曹老说：“这房子拆了太可惜！”
曹老答：“没办法，孙子和孙媳妇不愿意住。”
老张继续问：“卖给谁。”
曹老很难过的回复：“文物贩子。2万块，这石桌石凳明天就搬走了。”
老张听说明天就要搬走一部分，立刻拿出纸笔开始询问曹老家以及这栋宅子的历史，希望回去后能作为“论据”说服文化局收走，放入博物馆内。
雄村曹氏的历史自不必多说，徽班进京的联系以及备受争议的曹振镛是歙县一代“通识”。
曹老补充的家族史是最为重要的：曹老先生这支，祖辈四代经商，商号遍及杭州、上海、天津。曹老父亲在上海经营‘怡源批发’商号，这栋屋子便是父亲建的。1951年曹家家厂被统一充公。劳改4年后，父亲被释放回到徽州，此时，祖上所有房屋都已分给了农民。与棋院紧联着的一幢三层楼清代老宅便是祖屋，被分给了八户农民居住（产权问题一直是徽州古建难以顺利保护的阻力之一），此外，歙县古城的曹氏二宅也是他们家的，航步头还有曹家大院（远不止这些，不再赘述），说完老屋，曹老又告诉老张：
“我父亲曹霆声，20年代就参与了屯溪到杭州修建公路的工程，工程刚拟定的时候，他便主动出资30万大洋，随后又在1946年主动集资四千万，创办了歙县医院与紫阳书院。雄村这幢老房子是我家唯一用于居住的房子，这幢老屋应该是‘徽商’最后的历史见证。我本来是不想拆的，又有什么法子！以前，过旭初兄弟都常在这所院子里下棋。土改时，我父亲与堂兄13人将浮财、金银、玉石近百斤，商务影印《四库全书》共计一万册（120箱），一齐上缴国库”。
曹老所说的这些，确也被地方资料印证属实。
老人滔滔不绝的叙述时，神情黯然，老张立刻电话联系了时任市文化局副局长倪国华，将老屋情况简叙一遍后，倪局长当即便答应”第二天叫文物科的人来看看。“
文物科用了几天时间完成全面评估后，市博物馆根据评估，以5万元价格收购了这幢老屋，并做出计划，准备将它搬至博物馆内（现在这座江南棋院依旧被藏于博物馆中，对公众开放）。
9月的一天，曹老人带着一瓶洋酒，到屯溪找老张，两人聊了很多。
2005年老人眼疾，老张去医院看望曹老，曹人又和老张聊了很久。之后因太忙，且当时不像现在，老人们都有微信，老张与老人的联系也渐渐减少。
2008年7月，老张再次来到雄村准备拜访曹印川老人，当找到江南棋院老宅地时，发现此处已经竖起了一幢水泥造的小洋楼，大门紧锁。
老张向邻居打听，邻居告诉老张，曹印川两年前已经去世，儿子和孙子现在都在上海打工，房子空在这，没人住。
老张这才想起一年前曹老的儿子曾经给他打过一通电话，说是父亲有些东西要给老张看。但老张终年跑徽州，若非紧要的事情，是很难特意赶去特定村里的。
电话里，曹老的儿子没说曹老去世的事，大概也是曹老临终前的嘱咐。
徽州的这些老人，很怕给人添麻烦，我外公去世时也是如此，不让告知帮过自己的人，害怕说了别人要专程赶来，给人添麻烦。
这次之后，老张除了联系各村老人，还尽可能与老人邻居取得联系，避免不能送这最后一程。
曹老想让老张看的，是一套由他写的，关于他的一生的回忆录。
也许不能出版，但总有人看过，知道。
图3、4、5便是曹家祖宅，但因产权问题，多年未能成功保护。
图6是雄村竹山书院，曹振镛的父亲曹文埴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的传胪，科举二甲第一名，官至户部尚书，对于京剧形成有极大影响的“庆升班”便是由他带到京城的私家戏班。曹振镛的曾祖父曹堇饴为盐商，他临终前的遗愿只有一个：“当在雄溪之畔建文昌阁、修书院。”曹堇饴死后，两个儿子遵从父命，拿出大笔银两在雄村修建了族立书院：竹山书院。
竹山书院有一条规定：每一位中举的后人都要在书院种一棵桂花树，这些桂花树至今仍直立在书院中。
以下在曹老的回忆录里提及的，后经考证均属实：
曹老父辈于1929年出资在家乡建造了从篁墩到歙县西门外的一段长20公里的公路。
1932年，安徽、浙江两省发起建造徽杭公路。在此之前，虽有水路相通，但”一滩复一滩，一滩高十丈。三百六十滩，新安在天上“。水路下浙江容易（顺风顺水也得四天），由浙江入徽则显艰难（民国年间还有大量盗匪劫财杀人，我在微博更新过不赘述），加之徽州秋冬季为旱期，两地相通只能跋山涉水走半个多月。徽商若想不被时代抛弃，必须修徽杭公路。
但民国年间，安徽省财政困难，徽州又多是山路（图8为徽州古道），修建费用极高。
歙县县长石国柱便赶到上海，求助先前独资为家乡修过路的曹氏兄弟，最终，双方就修路达成协议：
曹氏兄弟对于他们独资完成的徽杭公路路段，享有15年的专营权；
曹氏兄弟需要负责徽杭公路（杭州段已通）建造中的筹款、设计和施工等一切事宜；
除了施工工程费用外，公路路基购买费30万银元，由曹氏兄弟开设在杭州的文新恒绸缎丝织厂拿出15万，并以该厂固定资产担保向浙江兴业银行借款10万，再加上上海怡大纸号（曹家开设）的5万凑齐。
1933年顺利通车，1934年，曹家专门成立徽杭公路鸿飞汽车运输公司专营货运（客运承包给了程君瑞）。对于使用徽杭公路的其他车辆，一律实行收费通行的制度，大卡车每车5元，小包车每车2元，因此，曹氏兄弟下属鸿飞公司有了65辆汽车。
1937年7月，刚建成运营4年的徽杭公路因屡遭日寇轰炸而毁坏，鸿飞公司的65辆汽车交由国民党抗日，抗战结束后，曹家托关系才找回8辆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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