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推《大秦帝国之裂变》，不完全符合史实，还有点像开挂神剧，但绝对是一部佳作！剧情精彩，制作精良，演技到位，台词深刻。整部剧大气磅礴，很多情节让人热血沸腾，明主贤臣良将真的很好哭。
“父如青山，我如松柏，粉身碎骨，永不相负。”这种惺惺相惜生死相托的君臣情谊令人动容[泪]
战歌Bgm很悲壮，很符合这个战斗的民族，让人肃然起敬
希望能看到完整版，听说删减了不少[伤心]
(ps：好喜欢嬴渠梁这个爱哭鬼[允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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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国伸向世界的黑手# 【一层层掀开美国面具！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军事帝国”伸向世界的黑手】#面具下的丑恶美利坚# 美国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拥有遍布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700-1000个海外军事基地。从一开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建设就和战争活动密切相关。在相关地区部署军队之前，美国会在当地建设生物实验室以获取医疗情报，从而采取预防措施，降低士兵的非战伤发病率。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本文系《环球时报》4月8日8、9版深度认知版文章，作者王小理系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生物组专家）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本文系《环球时报》4月8日8、9版深度认知版文章，作者王小理系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生物组专家）
【出土2600余件文物！#江西樟树市国字山战国墓葬入选2021年中国考古新发现#】3月18日，江西樟树市国字山战国墓葬出土的2600余件套文物再一次为世人揭开了“越文化”的神秘面纱。国字山战国墓葬能否为西方了解中国古代文化提供新思路？又何以刷新中外对“越文化”的认识？东周时期的“吴头楚尾”曾上演怎样纵横捭阖的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江西樟树国字山墓葬考古发掘2019年度、2020年度发掘领队徐良高和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樟树国字山墓葬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王意乐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从国字山墓葬的发掘对重新认识越文化的意义、国字山墓葬出土文物中的多元文化因素等角度，讲述了“越文化”一个新的历史面貌。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江西樟树市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掘能否为西方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历史提供新思路？
徐良高：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掘，当然可以为国外学者及学术界了解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提供新的材料和思路。过去中外学者对中国北方历史认识较多，尤其对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历史与文化了解较多。过去一般认为中国南方尤其是东南地区古代是蛮荒之地，这些地方没有高度发达的文化。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掘，并结合过去对江西这一带吴城文化的发现，可以证明中国古代的东南地区，实际上很早就有高度发达的文化，而且也与中原文化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正因为江西有这样一个发达的文化基础和与中原文化悠久的联系，所以到秦汉以后才会成为华夏文化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成了秦汉以后的“豫章郡”，这都是早期已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掘，给中外学者认识东南地区早期文化面貌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王意乐：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对于先秦时期的中国南方地区，特别是江西地区的记载是很不充分的。在《左传》和《战国策》等书中只有只言片语，《吴越春秋》《越绝书》等记载吴越历史的也没有多少内容，且成书较晚。因此，对以江西为代表的中国南方地区先秦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研究材料来源主要是不断的考古发现。比如湖北随州曾国墓地，它的考古发掘几乎还原了一个历史上没有记载的曾国历史。国字山墓葬的发掘也提供了深入认识南中国这一段历史很好的材料。
国字山墓葬并不是孤立的一个墓，它与筑卫城关系密切。筑卫城聚落群是由筑卫城城址、六七座小型城址、五座以上大型墓葬及六十多个同时期小型聚落组成。若将国字山墓葬本身及出土文物，与江浙、湖南湖北、两广的类似材料做类比，会发现有特别多联系。一些器物的来源、制作工艺和原材料，如出土的一些琉璃制品和香料，甚至可能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这些都给理解东周时期江西和中国南方地区历史进程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
中新社记者：国字山墓葬出土2600余件(套)器物，出土的文物有何特点？有哪些比较典型的越文化因素？是否会刷新中外对于“越文化”的认识？
徐良高：首先，国字山墓葬出土的文物等级很高。包括漆器、青铜器、原始瓷等非常精美的文物，体现了当时很高的工艺制作水平，也反映了江西樟树这一带当时有高度发达的文化；再者，这些文物有多元文化融合的特点，以越文化为主，也包括楚文化、中原文化及江淮地区群舒文化的一些因素，这跟该区域处于一个多元文化交汇地有关；另外，可以看到该墓葬主人是当地地位非常高的一位统治者，他跟当时周边很多地区有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这种多元文化的特点，体现了当时的技术水平、工艺水平、政治关系、文化交流等。
在可以看到的多元文化里，越文化因素是该墓葬多元文化中的主流因素，这跟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这个地域应该是传统意义东南地区，属于百越文化区域。国字山墓葬并结合筑卫城城址可以发现，当时这个地方是越文化西部地区的一个区域政治中心，并且等级地位非常高。所以该墓葬的发掘对我们认识越文化的范围、楚越关系、越文化如何控制它的西部区域、如何面对楚文化，以及越文化如何往南经营，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王意乐：国字山战国墓早期虽被严重盗扰，但仍出土2600余件套器物。出土器物特点一是“全”。材质全，包含金属、玉石、陶瓷、漆木等；器类全，礼器、乐器、兵器、日常用品、装饰物等基本都有。二是规格高。该墓葬是带兆沟的中字形多室墓，墓室面积230平方米，不管是放在吴越贵族墓还是同时期楚墓里都首屈一指。随葬品数量多，体量大，制作工艺复杂，体现了很高的工艺水准。三是文化因素多样，越文化、楚文化、江淮一带的群舒文化、本地文化甚至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些因素在同一座墓葬里共存。但主要还是越文化因素，墓葬形制和结构有很多越国贵族墓特征。大部分青铜器如跪坐人镦、铜镇、铜盘，原始瓷盂、瓷杯，玉器等都是比较典型的越文化器物。
江西自古就是百越之地，对于“百越”的理解也是多样。这次在樟树这个远离越国中心的地区发现国字山这样一个与越国王室有密切关系的越文化贵族墓，对于研究越国的政治结构、统治方式、历史演变都是很好的资料。而且樟树所在清江盆地在江西中部、赣江中游，正是沟通江浙和两广、湖南等百越地区的要道，国字山墓葬的发掘可以将整个百越地区串联起来研究，所以说它对于越文化和百越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新社记者：东周时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的关键时期，国字山墓葬的发掘将为探索江西“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提供怎样的证据？国字山墓葬何以形成多种文化因素交融共存的格局？
徐良高：东周时期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一个关键时期。秦帝国大一统的出现有历史基础，是东周时期各区域国家之间文化、政治、经济、军事交流互动的结果，这种交流互动奠定了秦大一统帝国的基础。东周时期的各地域文化中就包括了东南地区的吴越文化，如“吴越争霸”，以及吴越与中原诸国之间密切的互动交往。正因为“吴越”这个阶段，东南吴越文化与周边楚、中原各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才将东南文化彻底融入华夏文化之中，成为华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个文化、历史阶段奠定了后来作为秦汉帝国的“豫章郡”的历史基础。所以国字山墓葬的发掘，提供了这段历史非常重要的实物证据和考古学的证据，是非常重要的历史遗存的发现。
为什么国字山墓葬中会出现多元文化融合的格局?这跟它特定的环境有关。因为樟树所在的清江盆地东边是越文化核心区，西边是到春秋以后形成的楚文化区，北边是中原文化区和江淮群舒文化区，南边是广东、广西、福建一带的百越文化区，清江盆地处于这几大文化区的交汇地带。正是因为这样一个独特的文化区域和地理位置，它自然就形成国字山墓葬多元文化因素交融共存、兼容并蓄的局面。
王意乐：国字山战国墓的时代是战国中期，这个时期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前期。“统一”在这个时期已是大势所趋，各诸侯国为占得先机，都采取不同措施。像秦国商鞅变法、赵国胡服骑射、楚国任用吴起等都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人员物资的流动和思想的交流在这个时期特别频繁，哪个诸侯国文化包容性强，哪个诸侯国就会有更大优势，大规模的兼并战争也为文化融合提供了条件。
国字山墓葬所在的清江盆地是楚越分界区，筑卫城是本区域越文化的中心城市，周边考古发现了大量越、楚、徐等文化的分布，这些文化因素必然在筑卫城遗址及其统治者的墓葬中体现。国字山墓葬之后，楚越兼并战争就爆发。随着秦汉建立，江西地区从一个具有独特考古学文化地域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豫章郡”。国字山墓葬的时代正处于这一过程的关键节点，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最好实证。
中新社记者：在称为“吴头楚尾”的江西地区发现了国字山战国墓葬，将为探索“吴头楚尾”的文化变迁提供怎样的全新视角？
徐良高：所谓“吴头楚尾”，就是吴越文化区与楚文化区的交汇地带。这里不仅可以看到越文化、越统治的一个区域范围，还可以看到楚文化和吴越文化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角度也可看到，越文化或越的统治者是如何面对楚文化和楚国的，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加强自己的区域控制，如何对“吴头楚尾”这个区域进行有效控制和管理。国字山墓葬的发现在这方面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第一手历史资料，这个资料是过去在文献里完全没有记载的。
过去我们所有对越文化的研究，对于越文化的文献记载，从文献角度看，主要都是从北方地区、淮河流域等看楚、越之间的来往，看越文化跟北方有什么样的关系。但是在南方地区，它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国字山墓葬的发掘给我们提供了全新的资料和视角，可以更全面地认识越楚关系。
王意乐：从历史文献记载可知，“吴头楚尾”是概括先秦时期江西历史状况的标志性称呼，但人们对“吴头楚尾”的认知有限，其时空背景和变化过程不是很清楚，甚至有错误。实际上，江西很早就有吴越青铜器出土，发现的楚文化遗址和墓葬也有不少。以往，对这些考古发现都是孤立的观察，没有深入探讨其中的历史背景。
现在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现，让我们知道，继吴楚之后，越楚成为东周时期江西地区的主要势力，筑卫城是越楚对峙的前沿，越国为加强这一带的控制，派出了重量级人物在此处。同时从国字山墓葬出发，将以往考古发现联系起来，可以考察吴楚越等各方势力进入江西各地的时间及其消长过程，动态地还原“吴头楚尾”这一概念的形成。（中新社，图为国字山战国墓葬以及受访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江西樟树国字山墓葬考古发掘2019年度、2020年度发掘领队徐良高和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樟树国字山墓葬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王意乐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从国字山墓葬的发掘对重新认识越文化的意义、国字山墓葬出土文物中的多元文化因素等角度，讲述了“越文化”一个新的历史面貌。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江西樟树市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掘能否为西方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历史提供新思路？
徐良高：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掘，当然可以为国外学者及学术界了解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提供新的材料和思路。过去中外学者对中国北方历史认识较多，尤其对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历史与文化了解较多。过去一般认为中国南方尤其是东南地区古代是蛮荒之地，这些地方没有高度发达的文化。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掘，并结合过去对江西这一带吴城文化的发现，可以证明中国古代的东南地区，实际上很早就有高度发达的文化，而且也与中原文化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正因为江西有这样一个发达的文化基础和与中原文化悠久的联系，所以到秦汉以后才会成为华夏文化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成了秦汉以后的“豫章郡”，这都是早期已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掘，给中外学者认识东南地区早期文化面貌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王意乐：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对于先秦时期的中国南方地区，特别是江西地区的记载是很不充分的。在《左传》和《战国策》等书中只有只言片语，《吴越春秋》《越绝书》等记载吴越历史的也没有多少内容，且成书较晚。因此，对以江西为代表的中国南方地区先秦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研究材料来源主要是不断的考古发现。比如湖北随州曾国墓地，它的考古发掘几乎还原了一个历史上没有记载的曾国历史。国字山墓葬的发掘也提供了深入认识南中国这一段历史很好的材料。
国字山墓葬并不是孤立的一个墓，它与筑卫城关系密切。筑卫城聚落群是由筑卫城城址、六七座小型城址、五座以上大型墓葬及六十多个同时期小型聚落组成。若将国字山墓葬本身及出土文物，与江浙、湖南湖北、两广的类似材料做类比，会发现有特别多联系。一些器物的来源、制作工艺和原材料，如出土的一些琉璃制品和香料，甚至可能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这些都给理解东周时期江西和中国南方地区历史进程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
中新社记者：国字山墓葬出土2600余件(套)器物，出土的文物有何特点？有哪些比较典型的越文化因素？是否会刷新中外对于“越文化”的认识？
徐良高：首先，国字山墓葬出土的文物等级很高。包括漆器、青铜器、原始瓷等非常精美的文物，体现了当时很高的工艺制作水平，也反映了江西樟树这一带当时有高度发达的文化；再者，这些文物有多元文化融合的特点，以越文化为主，也包括楚文化、中原文化及江淮地区群舒文化的一些因素，这跟该区域处于一个多元文化交汇地有关；另外，可以看到该墓葬主人是当地地位非常高的一位统治者，他跟当时周边很多地区有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这种多元文化的特点，体现了当时的技术水平、工艺水平、政治关系、文化交流等。
在可以看到的多元文化里，越文化因素是该墓葬多元文化中的主流因素，这跟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这个地域应该是传统意义东南地区，属于百越文化区域。国字山墓葬并结合筑卫城城址可以发现，当时这个地方是越文化西部地区的一个区域政治中心，并且等级地位非常高。所以该墓葬的发掘对我们认识越文化的范围、楚越关系、越文化如何控制它的西部区域、如何面对楚文化，以及越文化如何往南经营，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王意乐：国字山战国墓早期虽被严重盗扰，但仍出土2600余件套器物。出土器物特点一是“全”。材质全，包含金属、玉石、陶瓷、漆木等；器类全，礼器、乐器、兵器、日常用品、装饰物等基本都有。二是规格高。该墓葬是带兆沟的中字形多室墓，墓室面积230平方米，不管是放在吴越贵族墓还是同时期楚墓里都首屈一指。随葬品数量多，体量大，制作工艺复杂，体现了很高的工艺水准。三是文化因素多样，越文化、楚文化、江淮一带的群舒文化、本地文化甚至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些因素在同一座墓葬里共存。但主要还是越文化因素，墓葬形制和结构有很多越国贵族墓特征。大部分青铜器如跪坐人镦、铜镇、铜盘，原始瓷盂、瓷杯，玉器等都是比较典型的越文化器物。
江西自古就是百越之地，对于“百越”的理解也是多样。这次在樟树这个远离越国中心的地区发现国字山这样一个与越国王室有密切关系的越文化贵族墓，对于研究越国的政治结构、统治方式、历史演变都是很好的资料。而且樟树所在清江盆地在江西中部、赣江中游，正是沟通江浙和两广、湖南等百越地区的要道，国字山墓葬的发掘可以将整个百越地区串联起来研究，所以说它对于越文化和百越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新社记者：东周时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的关键时期，国字山墓葬的发掘将为探索江西“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提供怎样的证据？国字山墓葬何以形成多种文化因素交融共存的格局？
徐良高：东周时期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一个关键时期。秦帝国大一统的出现有历史基础，是东周时期各区域国家之间文化、政治、经济、军事交流互动的结果，这种交流互动奠定了秦大一统帝国的基础。东周时期的各地域文化中就包括了东南地区的吴越文化，如“吴越争霸”，以及吴越与中原诸国之间密切的互动交往。正因为“吴越”这个阶段，东南吴越文化与周边楚、中原各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才将东南文化彻底融入华夏文化之中，成为华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个文化、历史阶段奠定了后来作为秦汉帝国的“豫章郡”的历史基础。所以国字山墓葬的发掘，提供了这段历史非常重要的实物证据和考古学的证据，是非常重要的历史遗存的发现。
为什么国字山墓葬中会出现多元文化融合的格局?这跟它特定的环境有关。因为樟树所在的清江盆地东边是越文化核心区，西边是到春秋以后形成的楚文化区，北边是中原文化区和江淮群舒文化区，南边是广东、广西、福建一带的百越文化区，清江盆地处于这几大文化区的交汇地带。正是因为这样一个独特的文化区域和地理位置，它自然就形成国字山墓葬多元文化因素交融共存、兼容并蓄的局面。
王意乐：国字山战国墓的时代是战国中期，这个时期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前期。“统一”在这个时期已是大势所趋，各诸侯国为占得先机，都采取不同措施。像秦国商鞅变法、赵国胡服骑射、楚国任用吴起等都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人员物资的流动和思想的交流在这个时期特别频繁，哪个诸侯国文化包容性强，哪个诸侯国就会有更大优势，大规模的兼并战争也为文化融合提供了条件。
国字山墓葬所在的清江盆地是楚越分界区，筑卫城是本区域越文化的中心城市，周边考古发现了大量越、楚、徐等文化的分布，这些文化因素必然在筑卫城遗址及其统治者的墓葬中体现。国字山墓葬之后，楚越兼并战争就爆发。随着秦汉建立，江西地区从一个具有独特考古学文化地域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豫章郡”。国字山墓葬的时代正处于这一过程的关键节点，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最好实证。
中新社记者：在称为“吴头楚尾”的江西地区发现了国字山战国墓葬，将为探索“吴头楚尾”的文化变迁提供怎样的全新视角？
徐良高：所谓“吴头楚尾”，就是吴越文化区与楚文化区的交汇地带。这里不仅可以看到越文化、越统治的一个区域范围，还可以看到楚文化和吴越文化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角度也可看到，越文化或越的统治者是如何面对楚文化和楚国的，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加强自己的区域控制，如何对“吴头楚尾”这个区域进行有效控制和管理。国字山墓葬的发现在这方面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第一手历史资料，这个资料是过去在文献里完全没有记载的。
过去我们所有对越文化的研究，对于越文化的文献记载，从文献角度看，主要都是从北方地区、淮河流域等看楚、越之间的来往，看越文化跟北方有什么样的关系。但是在南方地区，它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国字山墓葬的发掘给我们提供了全新的资料和视角，可以更全面地认识越楚关系。
王意乐：从历史文献记载可知，“吴头楚尾”是概括先秦时期江西历史状况的标志性称呼，但人们对“吴头楚尾”的认知有限，其时空背景和变化过程不是很清楚，甚至有错误。实际上，江西很早就有吴越青铜器出土，发现的楚文化遗址和墓葬也有不少。以往，对这些考古发现都是孤立的观察，没有深入探讨其中的历史背景。
现在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现，让我们知道，继吴楚之后，越楚成为东周时期江西地区的主要势力，筑卫城是越楚对峙的前沿，越国为加强这一带的控制，派出了重量级人物在此处。同时从国字山墓葬出发，将以往考古发现联系起来，可以考察吴楚越等各方势力进入江西各地的时间及其消长过程，动态地还原“吴头楚尾”这一概念的形成。（中新社，图为国字山战国墓葬以及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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