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整体糖尿病以及其他慢病的发病率不断上升，在防治效果的微观上效率很高，但宏观上效率不显著。金春林主任表示，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多种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缺乏一个正向激励机制。

首先，要改革支付制度。“国家医保局从2019年到2021年启动DRG/DIP改革三年行动计划，2021年又发布了示范点名单，从2022年到2024年又将启动相关计划，可以看出国家医保局很看重DRG/DIP改革。”金春林主任说。

但是DRG/DIP改革要面临很多的挑战，比如DRG/DIP改革主要是集中在住院，而慢病的临床治疗主要还是以门诊为主。原来可能存在过度医疗服务，现在DRG/DIP改革会转变为过少医疗服务。对一个院长或者科主任来讲，如果能提高效率，节约费用，属于正向激励。

第二，优化治疗手段。治疗同样一个疾病，实际上不同的治疗手段很多。比如，手术有微创手术、开腹手术、日间手术，能否找到最佳治疗方案最大限度的节约费用，显得尤其重要。

总之，DRG/DIP改革面临挑战和机遇共存。如何权衡利弊，正向激励医生，激励医院提高效率，是医院管理者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提高慢病管理效率的关键所在。

对数量庞大、个体差异大的糖尿病患者群体进行长期管理，是个非常艰巨的系统工程。金春林主任强调，利用信息化手段可实时监测患者血糖控制情况、药物使用情况等，提高效率。

值得庆幸的是，宁光院士在2016年发起的代谢性疾病标准化管理中心（MMC），经过5年多的实践，已经发展到700多家医疗机构，为我国糖尿病患者管理提供了很好的模式。

朱大龙教授表示，每一个糖尿病患者在任何一家MMC，都能得到标准化的糖尿病管理，能够得到长期的数字化随访，能够对自己的病情心中有数，进而主动参与到糖尿病的自我防控中。

我国学者还有很多不同形式的尝试，以江苏省南京市“医院-社区糖尿病一体化管理”项目为例，这一模式通过分级诊疗多层次管理患者，有效提升基层医生对糖尿病患者管理的能力。

还有上海市“医院-社区”糖尿病一体化管理模式、福建省厦门市“三师共管”模式、天津市“三一照护”模式、浙江省杭州市医养护一体化签约服务模式、广东省深圳市社区健康服务中心模式、北京市糖尿病共同照护模式等，都是以医疗信息化和云平台为基础，结合分级诊疗体系进行的糖尿病管理模式创新。

未来，随着三级诊疗体系的建立和基层医护人员糖尿病管理能力的提升，会有越来越多患者能够在社区获得标准化的、高质量的糖尿病管理。届时，患者会回归社区，获得更好的诊疗体验，同时我国糖尿病二级、三级预防水平也有望得到大幅提升。

临床指南是对现有资料和证据的全面客观总结，是临床医生实际工作中的重要指导。

2020年11月26日，由朱大龙教授牵头制定的《中国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020版）》发布。

朱大龙教授表示，从预防到运动到血糖达标，该指南是比较全面的指导方针 。希望通过指南，规范基层医生、二级医院医生的诊疗路径，给他们提供治疗和处理一些糖尿病的标准。

糖尿病的病因分型诊断是精准治疗的前提。如何建立糖尿病的规范化病因分型诊断流程，有序地综合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和基因检测，从而正确分型诊断是临床亟待解决的问题。

2021年12月，由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纪立农教授牵头制定的《糖尿病分型诊断中国专家共识》发布。纪立农教授表示，导致高血糖的原因非常复杂，而《糖尿病分型诊断中国专家共识》的出台就是期望通过精准分型诊断，实现糖尿病的精准治疗。

此外，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加剧，老年糖尿病的患病人数据统计已达3550万，居全球首位。在2021年，我国发布了首部老年糖尿病指南——《中国老年糖尿病诊疗指南（2021年版）》。

“这是我们国家第一部针对老年糖尿病的指南，也是现阶段指导中国老年糖尿病规范化诊疗的一个纲领性文件。指南汇集了我国内分泌、糖尿病、神经病学、心血管病学、老年医学、预防医学、肾病专业、运动医学专业等多个国内顶尖专家，结合国际国内最新研究结果和中国的具体实践而制定，里面提出了针对老年糖尿病治疗的几个要点，意义重大。”北京医院内分泌科主任郭立新教授说。

正如金春林主任所说，我国糖尿病管理在政策激励、指南引领、信息化建设助力下，一定能插上通往规范化管理目标的翅膀，使命必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