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资治通鉴】齐襄王借什么力量约束田单？
赧王三十六年（壬午），貂勃从楚来，王赐之酒。酒酣，王曰：“召相单而来！”貂勃避席稽首曰：“王上者孰与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与齐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则周文王得吕尚以为太公，齐桓公得管夷吾以为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独曰‘单’，安得此亡国之言乎！且自天地之辟，民人之始，为人臣之功者，谁有厚于安平君者哉？王不能守王之社稷，燕人兴师而袭齐，王走而之城阳之山中，安平君以惴惴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敝卒七千人，禽其司马而反千里之齐，安平君之功也。当是之时，舍城阳而自王，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计之于道，归之于义，以为不可，故栈道木阁而迎王与后于城阳山中，王乃得反，子临百姓。今国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单’，婴儿之计不为此也。王亟杀此九子者以谢安平君；不然，国其危矣！”乃杀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万户。
周赧王三十六年（前279年），《资治通鉴》记载了齐国的官场内斗，九宠臣设圈套，从小人物貂勃入手，离间田单和齐襄王，就在田单和齐襄王的关系陷入僵局的时候，貂勃终于从楚国回来了。那么，本着跖犬吠尧的精神，貂勃能为田单做些什么呢？
使臣归国，齐襄王照例设宴，接风洗尘。喝酒总是开心的，酒酣耳热之际，齐襄王忽然说：“请田单总理也过来一起喝酒吧。”这句话明明很正常，但貂勃马上离开席位，行稽首大礼。貂勃的意思是：饮酒作乐的事情先放一放，请君王宽恕我的冒犯，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讲，必须现在就讲。
貂勃首先抛出一个问题：“往远了比，您比周文王如何？”齐襄王答道：“比不上。”貂勃再问：“往近了比，您比齐桓公如何？”齐襄王答道：“也比不上。”
貂勃有话说了：“周文王得到吕尚，尊称他为太公；齐桓公得到管仲，尊称他为仲父。您现在得到安平君，却直呼他的名字，您哪能用这种亡国的措辞呢？”貂勃历数田单的功劳，说自从开天辟地以来，以臣子身份立功的，没一个人超得过他。燕国人打过来的时候，大王您逃进了城阳山，而安平君以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这样一个弹丸之地，以疲弱士兵7千人，竟然光复了齐国全境。
貂勃继续分析：以这样的赫赫功勋，光复齐国之后，安平君如果想称王，谁都拦不住，但人家并没有，而是架设栈道到城阳山中迎接您和王后，您这才得以返回临淄，统治国家。现在国家已定，人民已安，您竟然直呼安平君的名字，就连小孩子也不会做出这样的事啊。请您赶紧杀掉九宠臣来向安平君致歉，不然的话，国家可就危险了。
这番话可谓软硬兼施，既把田单摆在了道义的制高点上，也足以让齐襄王好好掂量一下和田单翻脸会有怎样的后果。齐襄王深受触动，不但杀了九宠臣，还把九宠臣的家属驱逐出国，加封田单万户规模的封邑。
貂勃的话其实似是而非。拿周文王和齐桓公当榜样，虽然可以让齐襄王无力招架，但齐襄王假如可以吐露心声的话，应该会反驳说：“人家周文王在尊奉吕尚的时候，齐桓公在尊奉管仲的时候，自身的权威性都已经奠定好了，吕尚和管仲就算是坏人，想谋朝篡位，也没有机会啊。再说了，吕尚和管仲建功立业都是在得到了周文王和齐桓公的充分授权之后，先有授权，后有功劳。
可我不一样，如果没有田单，我别说统治齐国了，可能连小命都不保，田单那么大的功劳全是他自己挣来的。
也就是说，我的权威主要是由田单给的，田单的权威没有半分是我给的。这就是很严峻的主弱臣强的不平衡局面，怎么能拿周文王和齐桓公的先例来要求我呢？再说田单也没有那么单纯，要不怎么我上次一召见他，他就知道免冠、徒跣、肉袒来见我呢，要不怎么你貂勃才从楚国回来，就知道密谋对付田单的是九宠臣呢？”
但这些利害关系，即便齐襄王想得清楚，也没法宣之于口。整件事里最糊涂的是九宠臣，他们误以为只要离间了齐襄王和田单的关系，齐襄王就能打击田单，而事实上齐襄王没底气和田单翻脸。
反而齐襄王借着貂勃这番话杀掉九宠臣，增加田单的封邑，不仅对田单有好处，对自己更有好处——这一杀一赏之间，齐襄王充分向全国人展现了自己生杀予夺的权柄和赏善罚恶的明察，让大家知道田单的名与利不仅是由田单本人打拼出来的，更是自己封赏来的，也许从此就可以用名分的力量来约束住田单。 https://t.cn/R2WxKD0
赧王三十六年（壬午），貂勃从楚来，王赐之酒。酒酣，王曰：“召相单而来！”貂勃避席稽首曰：“王上者孰与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与齐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则周文王得吕尚以为太公，齐桓公得管夷吾以为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独曰‘单’，安得此亡国之言乎！且自天地之辟，民人之始，为人臣之功者，谁有厚于安平君者哉？王不能守王之社稷，燕人兴师而袭齐，王走而之城阳之山中，安平君以惴惴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敝卒七千人，禽其司马而反千里之齐，安平君之功也。当是之时，舍城阳而自王，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计之于道，归之于义，以为不可，故栈道木阁而迎王与后于城阳山中，王乃得反，子临百姓。今国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单’，婴儿之计不为此也。王亟杀此九子者以谢安平君；不然，国其危矣！”乃杀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万户。
周赧王三十六年（前279年），《资治通鉴》记载了齐国的官场内斗，九宠臣设圈套，从小人物貂勃入手，离间田单和齐襄王，就在田单和齐襄王的关系陷入僵局的时候，貂勃终于从楚国回来了。那么，本着跖犬吠尧的精神，貂勃能为田单做些什么呢？
使臣归国，齐襄王照例设宴，接风洗尘。喝酒总是开心的，酒酣耳热之际，齐襄王忽然说：“请田单总理也过来一起喝酒吧。”这句话明明很正常，但貂勃马上离开席位，行稽首大礼。貂勃的意思是：饮酒作乐的事情先放一放，请君王宽恕我的冒犯，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讲，必须现在就讲。
貂勃首先抛出一个问题：“往远了比，您比周文王如何？”齐襄王答道：“比不上。”貂勃再问：“往近了比，您比齐桓公如何？”齐襄王答道：“也比不上。”
貂勃有话说了：“周文王得到吕尚，尊称他为太公；齐桓公得到管仲，尊称他为仲父。您现在得到安平君，却直呼他的名字，您哪能用这种亡国的措辞呢？”貂勃历数田单的功劳，说自从开天辟地以来，以臣子身份立功的，没一个人超得过他。燕国人打过来的时候，大王您逃进了城阳山，而安平君以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这样一个弹丸之地，以疲弱士兵7千人，竟然光复了齐国全境。
貂勃继续分析：以这样的赫赫功勋，光复齐国之后，安平君如果想称王，谁都拦不住，但人家并没有，而是架设栈道到城阳山中迎接您和王后，您这才得以返回临淄，统治国家。现在国家已定，人民已安，您竟然直呼安平君的名字，就连小孩子也不会做出这样的事啊。请您赶紧杀掉九宠臣来向安平君致歉，不然的话，国家可就危险了。
这番话可谓软硬兼施，既把田单摆在了道义的制高点上，也足以让齐襄王好好掂量一下和田单翻脸会有怎样的后果。齐襄王深受触动，不但杀了九宠臣，还把九宠臣的家属驱逐出国，加封田单万户规模的封邑。
貂勃的话其实似是而非。拿周文王和齐桓公当榜样，虽然可以让齐襄王无力招架，但齐襄王假如可以吐露心声的话，应该会反驳说：“人家周文王在尊奉吕尚的时候，齐桓公在尊奉管仲的时候，自身的权威性都已经奠定好了，吕尚和管仲就算是坏人，想谋朝篡位，也没有机会啊。再说了，吕尚和管仲建功立业都是在得到了周文王和齐桓公的充分授权之后，先有授权，后有功劳。
可我不一样，如果没有田单，我别说统治齐国了，可能连小命都不保，田单那么大的功劳全是他自己挣来的。
也就是说，我的权威主要是由田单给的，田单的权威没有半分是我给的。这就是很严峻的主弱臣强的不平衡局面，怎么能拿周文王和齐桓公的先例来要求我呢？再说田单也没有那么单纯，要不怎么我上次一召见他，他就知道免冠、徒跣、肉袒来见我呢，要不怎么你貂勃才从楚国回来，就知道密谋对付田单的是九宠臣呢？”
但这些利害关系，即便齐襄王想得清楚，也没法宣之于口。整件事里最糊涂的是九宠臣，他们误以为只要离间了齐襄王和田单的关系，齐襄王就能打击田单，而事实上齐襄王没底气和田单翻脸。
反而齐襄王借着貂勃这番话杀掉九宠臣，增加田单的封邑，不仅对田单有好处，对自己更有好处——这一杀一赏之间，齐襄王充分向全国人展现了自己生杀予夺的权柄和赏善罚恶的明察，让大家知道田单的名与利不仅是由田单本人打拼出来的，更是自己封赏来的，也许从此就可以用名分的力量来约束住田单。 https://t.cn/R2WxKD0
简单说一下肖战的偶像剧这块的命运吧。
就是说他流量太大了，那tx作为资本方么，自然是喜欢以小博大，榨干流量价值，啥意思呢，就是说给他的偶像剧几乎都是一拖N的以小博大的看似大制作时则很cheap的剧，这个大家后续看了便知。那为啥要这样呢？说白了，就是投入产出比，因为他的流量很大，即便剧做的不好，也是可以达到某一个水准的，那这个水准呢，再高也高不到哪里去了，所以从投入产出比的角度来说，给他比较差制作的剧，收益和回报更大，就资本往往是追求净利润的，那就是说给他特别好的偶像剧配置，投资也很大，最后达到的效果也和cheap剧差不多，这就导致利润很低，当然他也是会谈条件的人，那接了cheap偶像剧，自然也会变来其他好资源，这也是一种置换模式了，所以就是说，肖战的偶像剧，要降低期待，比较好班底的，会比较难给他，他一番的偶像剧，配置都不会特别好，新人和小透明会很多，当然目前是这样，以后很难说。
就是说他流量太大了，那tx作为资本方么，自然是喜欢以小博大，榨干流量价值，啥意思呢，就是说给他的偶像剧几乎都是一拖N的以小博大的看似大制作时则很cheap的剧，这个大家后续看了便知。那为啥要这样呢？说白了，就是投入产出比，因为他的流量很大，即便剧做的不好，也是可以达到某一个水准的，那这个水准呢，再高也高不到哪里去了，所以从投入产出比的角度来说，给他比较差制作的剧，收益和回报更大，就资本往往是追求净利润的，那就是说给他特别好的偶像剧配置，投资也很大，最后达到的效果也和cheap剧差不多，这就导致利润很低，当然他也是会谈条件的人，那接了cheap偶像剧，自然也会变来其他好资源，这也是一种置换模式了，所以就是说，肖战的偶像剧，要降低期待，比较好班底的，会比较难给他，他一番的偶像剧，配置都不会特别好，新人和小透明会很多，当然目前是这样，以后很难说。
#传古维新# 【方广锠：古籍影印不宜修版】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转自https://t.cn/A66Yhtgu
传古楼 https://t.cn/A66S3wUL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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