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阿甘本所说的“神圣之含混性”：从共同体中被排除出去神圣之物（或神圣人），实质上总是具有双重涵义——既是属神之物（神圣而庄严），又是倒霉之物（成了牺牲品）。被加上“神圣”属性并不是一件好事，这意味着它们彻底归属于诸神（或现代的主权者）。“神圣性”，实质上使得生命彻底暴露在暴力之下。阿甘本用“弃置”一词，来形容“神圣人”在一个共同体中的地位——作为至高例外（诸神、主权者）的背面，“神圣人”同样是同时在法律之内和之外，只是它所面对的，则是彻底的被捕获、被征用、被控制。

因此，“神圣生命”绝非是对生命的美好描述。对于阿甘本而言，我们所熟悉的“生命具有神圣性”、“人权神圣不可侵犯”这些政治话语，实是极其可怖。这类话语所产生出来的，是一个特权性的空间——换言之，某些“不那么神圣”的人/生命，便可以被侵犯。我们看到，迄今为止，普遍权利总是有它的例外——某些人不那么神圣，譬如污浊的黑人、妇女、移民、难民、农民工等等等。在阿甘本眼里，权利，只是“生命的神圣性与法律的权力之间的一个秘密共谋”。人道主义政治与至高权力之间存在着一个“秘密的团结”。

根本问题在于：“人权”是在现代主权国家中被“承诺”，而那里又恰恰正是生命被政治化（诞生出赤裸生命）的场所。人权政治提出人是神圣的，它要求道德尊严。然而，当今移民、政治难民这类“无国家的人民”所遭遇的困境（莫忘记这些年沉在地中海的难民尸体），使我们看到“人权的主体”恰恰随时可以转变为赤裸生命。而“神圣性”的原始涵义，便正是指人随时可以被从共同体中排除出去，可以被杀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甘本提出，难民，才是政治哲学家们需要核心面对的人物：我们要“从难民并且只从难民出发，重新建立我们的政治哲学”。

将共同体聚合起来的，不是那保证“人权”的虚拟契约，而是可以把所有人都随时变成“神圣人”的至高禁止——国家随时可以被主权者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例外状态），在该状态下，“人权”被悬置。阿氏那句石破天惊的断语——集中营是现代政治的典范，正是因为在现代社会中的每个人，结构性地都可能随时成为“神圣人”。只要这个共同体结构（法律＋法律之例外）不打破，集中营就不只是现代政治的一个例外，而是它的典范。

——吴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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