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吴越国钱氏王族“官”、“新官”款白瓷器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百把老藏锁 悠悠高原情】
慢慢洗去锁身上厚厚的油泥，繁复的铁剪银花纹重新现世。浦发银行拉萨分行援藏干部陈治龙脸上笑意满满，“又是个好藏品。”
藏锁，是一种冷门的收藏，但是陈治龙却乐此不疲。“进藏工作五年多，我总共收藏了近300把藏锁，少有人问津的老物件成了我的‘心头好’。”陈治龙说。
2016年进藏前，陈治龙从未见过藏锁。第一次知道藏锁，是2017年春节旅行期间，在书店翻阅一本讲述中国古代器物的书籍时，他偶然在一页上看到了藏锁。当时，陈治龙觉得书上的图片形制精美，和自己工作的地方又有些关联，就把它记在了心里。
没想到，缘分总是来得突然。回到拉萨后不久，他就在八廓街附近冲赛康的集市上与藏锁首次相遇。在一处摊贩前，他看到了主人在贩卖一个黑色的挂件，仔细一端详，正是一把藏锁。陈治龙当即向老板询问价格，买下了这把小小的藏锁。回到家，他把这个沾满了锈迹和油泥的藏锁认真清理出来，黑乎乎的小饰品变得光亮起来，不大的锁面上布满西藏特色的花纹，在灯光的照耀下熠熠生光，和在书籍上看到的几乎一模一样。
兴趣自此一发不可收拾，几年间，陈治龙有空便去各种市场逛逛，收藏了许许多多形制各异的藏锁。“和其他地区的铜锁不同，藏锁多为铁制，不少上面有铁剪银（内地称为错银）纹饰。锁的大小不同、打开方式不同，就让这个简单的日常物件有了无穷趣味。”边说着，陈治龙边向记者展示了他的藏品：一把长约20厘米的大锁，需要两把钥匙配合才能打开；一把小锁，需要用长条形的钥匙从一个特殊角度插入，再用巧劲儿才能打开；有的藏锁，上面铭刻着铸造的时间和使用场所，可以用于研究那个年代西藏的社会生活……
拿起一个拇指大小的藏锁，这是他的藏品中体积最小的一把，但锁的两面分别是精美复杂的阴刻和阳刻铁剪银纹饰。陈治龙回忆起自己与这把藏锁相遇的过程。最早他是在网络平台上看到一位内蒙古藏家在出售，看到这把锁的精巧尺寸，陈治龙马上就被吸引了，立即向卖家询问。没想到，藏友却告诉他，“锁已出售，图片仅供观赏。”
陈治龙感到有些失落，感慨自己和这把锁“失之交臂”。但是没过几天，在另一个朋友处，他又一次看到这把挂念的藏锁，原来正是这个朋友知道陈治龙的收藏兴趣，为他抢先买下了这把藏锁。
“网上和线下的朋友圈在这一刻产生了交集，让我觉得世界充满巧合。”陈治龙感慨。
这些藏品背后，不仅是陈治龙，更是有很多中国古锁具收藏家，通过共同的爱好到了一起，互相交流、探讨、研究。开始收藏藏锁后，陈治龙结识了很多朋友。在一个中国古锁文化推广群里，陈治龙遇到很多天南海北的锁具爱好者。大家在收到一个心仪的锁具，或者是遇到关于锁具收藏的问题后，常在群里留言提问，相互交流锁具收藏的心得体会与困惑疑问。如果群友有相关的知识，都会在群里积极回复。
藏锁，是这个群里的小众藏品。每当陈治龙把自己的珍藏发到群里，大家都会连连赞叹。藏锁源自祖国内地的传统广锁，又结合了西藏地域的特点有了不同的发展，锁身上錾刻的花纹热烈奔放，锁梁部分又特别短，和藏式家具的锁攀（家具上挂锁的部件）相适应，钥匙的形制实用又具有艺术感，很多内地锁具藏家都对藏锁感到很稀奇。“藏锁是一个能把民族的审美融入其中的日用品种类，藏锁不少工艺和其他地方的锁具有相通之处，中华民族器物工艺的交流交往交融，在藏锁中就有所体现。”陈治龙说。
一些商家也看中了锁具及其配套钥匙的文创开发价值。在西藏经营着一家文创公司的方堃对陈治龙收藏的铁锁很有兴趣：“锁在中华文化中有看守财富的内涵，以藏锁和钥匙为原型做一些藏地文创饰品，一定会有不少人喜欢。”
这并非空穴来风。陈治龙记得，自己有一次看中了一把锁，但是锁具的钥匙却不见了。经询问，原来是一名外地游客在购物时，专门购买了藏锁的钥匙用作挂件，却没有把锁具带走。“这说明，很多人对锁和钥匙这类事物都有感情。”陈治龙说。
这些年玩收藏，陈治龙最大的遗憾，就是关于藏锁的文字记录几乎是空白，让他感觉“藏锁收藏是一个人在奋斗”。“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我们也希望更多人进入藏锁收藏的行列，能帮助藏锁作为一种器物，找到其所处特定历史背景和时空价值。我愿意把我的藏品拿出来与更多研究者分享，我们共同发现藏锁蕴藏的文化意义。”陈治龙说，“专家说，铁匠在西藏历史上地位很低，所以铁锁没有太多文字记录。我收藏的铁锁，如果有机会让这些无名者在历史记载中留下痕迹，那就是对这些工匠作品最大的肯定。”
“未来我会把这些锁具都捐赠给博物馆。”陈治龙介绍，“让更多人看到西藏的传统工艺，让后人重视并发掘其中的文化内涵，在传承中发掘文化遗产的价值，这是我作为援藏工作者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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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洗去锁身上厚厚的油泥，繁复的铁剪银花纹重新现世。浦发银行拉萨分行援藏干部陈治龙脸上笑意满满，“又是个好藏品。”
藏锁，是一种冷门的收藏，但是陈治龙却乐此不疲。“进藏工作五年多，我总共收藏了近300把藏锁，少有人问津的老物件成了我的‘心头好’。”陈治龙说。
2016年进藏前，陈治龙从未见过藏锁。第一次知道藏锁，是2017年春节旅行期间，在书店翻阅一本讲述中国古代器物的书籍时，他偶然在一页上看到了藏锁。当时，陈治龙觉得书上的图片形制精美，和自己工作的地方又有些关联，就把它记在了心里。
没想到，缘分总是来得突然。回到拉萨后不久，他就在八廓街附近冲赛康的集市上与藏锁首次相遇。在一处摊贩前，他看到了主人在贩卖一个黑色的挂件，仔细一端详，正是一把藏锁。陈治龙当即向老板询问价格，买下了这把小小的藏锁。回到家，他把这个沾满了锈迹和油泥的藏锁认真清理出来，黑乎乎的小饰品变得光亮起来，不大的锁面上布满西藏特色的花纹，在灯光的照耀下熠熠生光，和在书籍上看到的几乎一模一样。
兴趣自此一发不可收拾，几年间，陈治龙有空便去各种市场逛逛，收藏了许许多多形制各异的藏锁。“和其他地区的铜锁不同，藏锁多为铁制，不少上面有铁剪银（内地称为错银）纹饰。锁的大小不同、打开方式不同，就让这个简单的日常物件有了无穷趣味。”边说着，陈治龙边向记者展示了他的藏品：一把长约20厘米的大锁，需要两把钥匙配合才能打开；一把小锁，需要用长条形的钥匙从一个特殊角度插入，再用巧劲儿才能打开；有的藏锁，上面铭刻着铸造的时间和使用场所，可以用于研究那个年代西藏的社会生活……
拿起一个拇指大小的藏锁，这是他的藏品中体积最小的一把，但锁的两面分别是精美复杂的阴刻和阳刻铁剪银纹饰。陈治龙回忆起自己与这把藏锁相遇的过程。最早他是在网络平台上看到一位内蒙古藏家在出售，看到这把锁的精巧尺寸，陈治龙马上就被吸引了，立即向卖家询问。没想到，藏友却告诉他，“锁已出售，图片仅供观赏。”
陈治龙感到有些失落，感慨自己和这把锁“失之交臂”。但是没过几天，在另一个朋友处，他又一次看到这把挂念的藏锁，原来正是这个朋友知道陈治龙的收藏兴趣，为他抢先买下了这把藏锁。
“网上和线下的朋友圈在这一刻产生了交集，让我觉得世界充满巧合。”陈治龙感慨。
这些藏品背后，不仅是陈治龙，更是有很多中国古锁具收藏家，通过共同的爱好到了一起，互相交流、探讨、研究。开始收藏藏锁后，陈治龙结识了很多朋友。在一个中国古锁文化推广群里，陈治龙遇到很多天南海北的锁具爱好者。大家在收到一个心仪的锁具，或者是遇到关于锁具收藏的问题后，常在群里留言提问，相互交流锁具收藏的心得体会与困惑疑问。如果群友有相关的知识，都会在群里积极回复。
藏锁，是这个群里的小众藏品。每当陈治龙把自己的珍藏发到群里，大家都会连连赞叹。藏锁源自祖国内地的传统广锁，又结合了西藏地域的特点有了不同的发展，锁身上錾刻的花纹热烈奔放，锁梁部分又特别短，和藏式家具的锁攀（家具上挂锁的部件）相适应，钥匙的形制实用又具有艺术感，很多内地锁具藏家都对藏锁感到很稀奇。“藏锁是一个能把民族的审美融入其中的日用品种类，藏锁不少工艺和其他地方的锁具有相通之处，中华民族器物工艺的交流交往交融，在藏锁中就有所体现。”陈治龙说。
一些商家也看中了锁具及其配套钥匙的文创开发价值。在西藏经营着一家文创公司的方堃对陈治龙收藏的铁锁很有兴趣：“锁在中华文化中有看守财富的内涵，以藏锁和钥匙为原型做一些藏地文创饰品，一定会有不少人喜欢。”
这并非空穴来风。陈治龙记得，自己有一次看中了一把锁，但是锁具的钥匙却不见了。经询问，原来是一名外地游客在购物时，专门购买了藏锁的钥匙用作挂件，却没有把锁具带走。“这说明，很多人对锁和钥匙这类事物都有感情。”陈治龙说。
这些年玩收藏，陈治龙最大的遗憾，就是关于藏锁的文字记录几乎是空白，让他感觉“藏锁收藏是一个人在奋斗”。“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我们也希望更多人进入藏锁收藏的行列，能帮助藏锁作为一种器物，找到其所处特定历史背景和时空价值。我愿意把我的藏品拿出来与更多研究者分享，我们共同发现藏锁蕴藏的文化意义。”陈治龙说，“专家说，铁匠在西藏历史上地位很低，所以铁锁没有太多文字记录。我收藏的铁锁，如果有机会让这些无名者在历史记载中留下痕迹，那就是对这些工匠作品最大的肯定。”
“未来我会把这些锁具都捐赠给博物馆。”陈治龙介绍，“让更多人看到西藏的传统工艺，让后人重视并发掘其中的文化内涵，在传承中发掘文化遗产的价值，这是我作为援藏工作者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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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舍友不小心碰掉在地上摔烂了，拼了挺久被我拼回来了，摔出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2021.3.16，已经隔了390天了，本来已经想不起来这小玩意哪来的了，看到那个字迹又想起来了，结果我一拆开发现了很多小纸条，心情一下子就不好了，一个个看完再放回去，记不清已经多久，她的痕迹出乎我意料的还没完全消失 https://t.cn/RxBs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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