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新区“十四五”对外开放发展规划》印发 物流枢纽体系互联互通 “双循环”发展质效升级】
2025年，兰州新区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力争达到200亿元；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力争达到5亿元；到发国际货物班列数力争达到400列；航空货邮吞吐量力争达到20万吨；铁路口岸进出口货运量力争达到45万吨……近日出台的《兰州新区“十四五”对外开放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明确，持续提升进出口贸易总额，构建贸易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实现贸易规模和质量稳步增长，贸易业态创新取得新突破，以技术、质量、品牌、服务等为核心的贸易竞争新优势加速形成。
构建互联互通物流枢纽体系
《规划》提出，新区将加快建设“一带一路”综合性国际航空枢纽，加快中川国际机场智能化、数字化改造提升，综合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等现代化信息技术，构建机场信息枢纽。进一步丰富加密国际国内航线，以兰州中川国际机场为门户枢纽，全面构建“西进”“南通”“东出”“北达”和省内外串飞多向并进的空中丝绸之路总体布局，形成面向东盟和中国东南沿海的西北特色农产品发散地，面向中亚、中东欧的中国东南沿海先进制造业产品和东盟特色产品集结地，构建由亚洲向欧洲、西部向东中部、西北向西南、省外向省内的航线网络和通道。
构建内陆国际铁路物流枢纽，进一步强化物流枢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成兰州陆港型国家物流（辅枢纽）核心项目和部分配套项目，构建“一主两辅多点支撑”的北部物流通廊，推动物流产业集群发展。提升多式联运国际物流体系，在重要节点规划布局和建设一批具有多式联运服务功能的物流枢纽，推进公路、铁路、民航等基础设施“最后一公里”衔接。完善建设内联外通的通道运输网络，构建“七纵十横”的新区城区主干路网络，打造紧密衔接的商贸流通供应体系，加快推动物流产业转型升级，对接引进淘宝、京东、顺丰及“四通一达”等电商快递物流企业在新区建设仓储分拨基地，完善城际配送网络体系。
打造高质量对外开放平台
《规划》明确，抢抓“一带一路”机遇，依托兰州新区铁路、公路以及航空交通枢纽优势和物流节点功能，统筹空港、陆港以及综合保税区，加强综合保税区与各口岸之间的联动发展，同时促进兰州铁路口岸两个作业区之间差异化发展。推动兰州新区综合保税区—航空口岸—铁路口岸“区港联动”一体化融合发展，加强航空口岸、铁路口岸及海关特殊监管区之间有效衔接、优势互补，完善航空、铁路口岸功能，进一步优化国际空港与国际陆港、综合保税区相协同的分拨配送体系，推进各开放平台间建立畅达的公路衔接体系，提升兰州中川国际机场在跨境电商、生鲜食品等产品的快速分拨配送能力，逐步实现口岸贸易流通大通道。
综合保税区以建设“五大中心”为发展方向，以打造加工制造中心为主导产业定位，同时加快跨境电商新业态发展步伐。探索在中川国际机场设立兰州新区综合保税区分区，实现中川国际机场口岸的产业对接，开展飞机维修、租赁异地委托监管等业务。在中川北站铁路口岸探索设立兰州新区综合保税区分区，实现与铁路口岸的互联互通。
支持将机场口岸功能延伸至综合保税区。打造临空经济示范区，依托兰州中川国际机场及航空口岸为主的国际空港，结合机场三期改扩建工程，积极完善“区内成网、区外东西成扇”的航线网络。
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产业体系
根据《规划》，兰州新区将发展千亿级产业，抢抓沿江、沿海化工企业搬迁改造机遇，打造国家化工产业搬迁转移承接地，加快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化工产业集群，加快向产业链下游高端化工领域延伸。依托新区化工园区，打造西部地区产业特色鲜明、工艺技术先进、绿色环保的精细化工产业基地。谋划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有色金属制造业基地，构建“矿产资源贸易—绿色冶炼—有色金属加工—有色拆解与回收利用”的矿产资源循环产业链。
壮大发展五百亿级产业，积极融入全球先进制造产业链，支持重点企业做大做强，发展飞机零部件、无人机制造等制造业，构建以兰石集团、甘肃建投、兰州电机为核心的先进装备研发生产基地。鼓励发展清洁能源产业，打造以动力电池、储能电站、充电设施、废旧电池回收利用和新能源整车制造为主的清洁能源产业集群，探索发展氢能储运、加注等使用端设备制造产业链。推进兰州新区氢能源产业园建设，推动新能源汽车、移动加氢站应用等氢能综合利用。提升发展百亿级产业，加快推动兰州新区大数据产业园二期、三期建设，“十四五”期间建成30万个机架，成为国家重要的大数据产业基地，加快大数据产业集聚发展，打造“丝绸之路信息港”。
推进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
《规划》提出，加快建设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积极探索开展市场采购贸易，加快引进或培育实力强、服务优的内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形成一批年进出口额超千万美元的特色型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依托已开通国际班列目的地及重要中转采销地区，探索与俄罗斯、新加坡、马来西亚、尼泊尔等地合作建设海外分拨中心及海外经济产业园。
充分发挥兰州新区“一带一路”节点城市优势，大力发展“丝路电商”，支持境内外跨境电商企业建设国际转口配送基地。完善跨境电商国际营销网络，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在重点国别和地区建设“海外仓”，鼓励设立海外运营中心，辐射更多国际市场。依托兰州新区综合保税区和兰州新区中川北站跨境电商监管中心，扩大跨境直购、网购保税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进一步提升跨境通关能力，争取建成西北最大的跨境电商监管中心。
促进“双循环”发展质效升级
《规划》提出，强化精准招商，围绕构建新区十大生态产业体系，瞄准世界500强、国内500强、民营500强企业，加快引进一批投资强度大、科技含量高、具有较强带动作用的重大项目。加快承接国内产业转移，推动兰州新区与东部密切联系的地区建立承接制造业产业转移长效机制，探索完善地区间投入共担、利益共享、经济统计分成等跨区域合作机制，采取共建园区等形式深化产业合作。
提升对外投资合作空间，充分发挥“一区两港一通道”重大开放平台在推动企业“走出去”方面的引领性作用，加强新区与中亚、南亚、东南亚等区域重点国家城市在经贸、科技和文化领域的交流合作，积极谋求与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地区开展经贸合作。鼓励和引导企业联合开展对外投资合作，依托已开通国际班列目的地及重要中转采销地区，积极探索与俄罗斯、新加坡、马来西亚、尼泊尔等地合作建设海外分拨中心及海外经济产业园，打造企业“走出去”的海外发展基地。（新甘肃客户端）
2025年，兰州新区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力争达到200亿元；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力争达到5亿元；到发国际货物班列数力争达到400列；航空货邮吞吐量力争达到20万吨；铁路口岸进出口货运量力争达到45万吨……近日出台的《兰州新区“十四五”对外开放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明确，持续提升进出口贸易总额，构建贸易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实现贸易规模和质量稳步增长，贸易业态创新取得新突破，以技术、质量、品牌、服务等为核心的贸易竞争新优势加速形成。
构建互联互通物流枢纽体系
《规划》提出，新区将加快建设“一带一路”综合性国际航空枢纽，加快中川国际机场智能化、数字化改造提升，综合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等现代化信息技术，构建机场信息枢纽。进一步丰富加密国际国内航线，以兰州中川国际机场为门户枢纽，全面构建“西进”“南通”“东出”“北达”和省内外串飞多向并进的空中丝绸之路总体布局，形成面向东盟和中国东南沿海的西北特色农产品发散地，面向中亚、中东欧的中国东南沿海先进制造业产品和东盟特色产品集结地，构建由亚洲向欧洲、西部向东中部、西北向西南、省外向省内的航线网络和通道。
构建内陆国际铁路物流枢纽，进一步强化物流枢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成兰州陆港型国家物流（辅枢纽）核心项目和部分配套项目，构建“一主两辅多点支撑”的北部物流通廊，推动物流产业集群发展。提升多式联运国际物流体系，在重要节点规划布局和建设一批具有多式联运服务功能的物流枢纽，推进公路、铁路、民航等基础设施“最后一公里”衔接。完善建设内联外通的通道运输网络，构建“七纵十横”的新区城区主干路网络，打造紧密衔接的商贸流通供应体系，加快推动物流产业转型升级，对接引进淘宝、京东、顺丰及“四通一达”等电商快递物流企业在新区建设仓储分拨基地，完善城际配送网络体系。
打造高质量对外开放平台
《规划》明确，抢抓“一带一路”机遇，依托兰州新区铁路、公路以及航空交通枢纽优势和物流节点功能，统筹空港、陆港以及综合保税区，加强综合保税区与各口岸之间的联动发展，同时促进兰州铁路口岸两个作业区之间差异化发展。推动兰州新区综合保税区—航空口岸—铁路口岸“区港联动”一体化融合发展，加强航空口岸、铁路口岸及海关特殊监管区之间有效衔接、优势互补，完善航空、铁路口岸功能，进一步优化国际空港与国际陆港、综合保税区相协同的分拨配送体系，推进各开放平台间建立畅达的公路衔接体系，提升兰州中川国际机场在跨境电商、生鲜食品等产品的快速分拨配送能力，逐步实现口岸贸易流通大通道。
综合保税区以建设“五大中心”为发展方向，以打造加工制造中心为主导产业定位，同时加快跨境电商新业态发展步伐。探索在中川国际机场设立兰州新区综合保税区分区，实现中川国际机场口岸的产业对接，开展飞机维修、租赁异地委托监管等业务。在中川北站铁路口岸探索设立兰州新区综合保税区分区，实现与铁路口岸的互联互通。
支持将机场口岸功能延伸至综合保税区。打造临空经济示范区，依托兰州中川国际机场及航空口岸为主的国际空港，结合机场三期改扩建工程，积极完善“区内成网、区外东西成扇”的航线网络。
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产业体系
根据《规划》，兰州新区将发展千亿级产业，抢抓沿江、沿海化工企业搬迁改造机遇，打造国家化工产业搬迁转移承接地，加快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化工产业集群，加快向产业链下游高端化工领域延伸。依托新区化工园区，打造西部地区产业特色鲜明、工艺技术先进、绿色环保的精细化工产业基地。谋划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有色金属制造业基地，构建“矿产资源贸易—绿色冶炼—有色金属加工—有色拆解与回收利用”的矿产资源循环产业链。
壮大发展五百亿级产业，积极融入全球先进制造产业链，支持重点企业做大做强，发展飞机零部件、无人机制造等制造业，构建以兰石集团、甘肃建投、兰州电机为核心的先进装备研发生产基地。鼓励发展清洁能源产业，打造以动力电池、储能电站、充电设施、废旧电池回收利用和新能源整车制造为主的清洁能源产业集群，探索发展氢能储运、加注等使用端设备制造产业链。推进兰州新区氢能源产业园建设，推动新能源汽车、移动加氢站应用等氢能综合利用。提升发展百亿级产业，加快推动兰州新区大数据产业园二期、三期建设，“十四五”期间建成30万个机架，成为国家重要的大数据产业基地，加快大数据产业集聚发展，打造“丝绸之路信息港”。
推进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
《规划》提出，加快建设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积极探索开展市场采购贸易，加快引进或培育实力强、服务优的内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形成一批年进出口额超千万美元的特色型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依托已开通国际班列目的地及重要中转采销地区，探索与俄罗斯、新加坡、马来西亚、尼泊尔等地合作建设海外分拨中心及海外经济产业园。
充分发挥兰州新区“一带一路”节点城市优势，大力发展“丝路电商”，支持境内外跨境电商企业建设国际转口配送基地。完善跨境电商国际营销网络，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在重点国别和地区建设“海外仓”，鼓励设立海外运营中心，辐射更多国际市场。依托兰州新区综合保税区和兰州新区中川北站跨境电商监管中心，扩大跨境直购、网购保税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进一步提升跨境通关能力，争取建成西北最大的跨境电商监管中心。
促进“双循环”发展质效升级
《规划》提出，强化精准招商，围绕构建新区十大生态产业体系，瞄准世界500强、国内500强、民营500强企业，加快引进一批投资强度大、科技含量高、具有较强带动作用的重大项目。加快承接国内产业转移，推动兰州新区与东部密切联系的地区建立承接制造业产业转移长效机制，探索完善地区间投入共担、利益共享、经济统计分成等跨区域合作机制，采取共建园区等形式深化产业合作。
提升对外投资合作空间，充分发挥“一区两港一通道”重大开放平台在推动企业“走出去”方面的引领性作用，加强新区与中亚、南亚、东南亚等区域重点国家城市在经贸、科技和文化领域的交流合作，积极谋求与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地区开展经贸合作。鼓励和引导企业联合开展对外投资合作，依托已开通国际班列目的地及重要中转采销地区，积极探索与俄罗斯、新加坡、马来西亚、尼泊尔等地合作建设海外分拨中心及海外经济产业园，打造企业“走出去”的海外发展基地。（新甘肃客户端）
昨天上午我去了离家约5公里，广福路上开业几个月的，昆明最大的购物中心；中国南部最大的室内中央广场；中国西南第一个室内哥特欧式建筑：海伦城堡；西南第一座跨越中庭的室内红桥：时光塔桥；西南最大的室内炫彩天幕：幻彩穹顶巨幕；云南第一块室内裸眼3D巨幕；昆明自媒体传播网红最新的打卡点：昆明海乐世界！
说心里话，这个地方年轻人换几套衣服，拍拍照，吃玩一条龙，亲子游倒是不错的！海乐世界汇聚了300余个国内外知名的吃喝玩乐优质品牌。
我今天到这个海乐世界，主要是看美国好莱坞恐怖惊悚电影大片《密室逃生2》！
电影的全程高能，惊险、刺激，挑战观影者的感官极限！电影看的我手心冒汗，心跳加速[嘻嘻]……。 https://t.cn/Ryhpw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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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国伸向世界的黑手# 【一层层掀开美国面具！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军事帝国”伸向世界的黑手】#面具下的丑恶美利坚# 美国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拥有遍布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700-1000个海外军事基地。从一开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建设就和战争活动密切相关。在相关地区部署军队之前，美国会在当地建设生物实验室以获取医疗情报，从而采取预防措施，降低士兵的非战伤发病率。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环球网）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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