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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石当|东汉王景：王景治河，千载无恙
东汉王景：王景治河，千载无恙

文/魏石当

在嘉应观东龙王殿，紧临贾让的河神是王景。

历史上的王景除了有“王景治河，千载无恙”的伟大治河功绩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那就是出生于现在的朝鲜平壤西北（乐浪郡讲邯县）。

这个身份说明了什么？

答案应该有二：一是汉代中国国土面积的辽阔，二是一个青年从偏远之乡靠实力在京城打拼的奋斗历程相当辉煌。

王景(约公元30年-85年)，字仲通，原籍琅邪不其(今山东即墨西南)人，出生于乐浪郡诌邯(今朝鲜平壤西北)人，东汉水利家。其八世祖王仲时，因避乱，迁至乐浪郡讲邯县(今朝鲜平安南道)。当年，王景的父亲王闳杀死了乐浪郡的官员，拥护汉朝，欢迎汉太守接管乐浪郡。他的这一做法受到了光武帝的嘉奖，封王闳为列侯，王闳很客气，没有接受。光武帝便召他进京，然而王闳在上京路上就病死了。王景长大后，由于他自小好学，爱好广泛，精通《周易》，懂得数学，对天文也很有研究，才华横溢，被司空伏恭看中，纳于门下。

王景算得上中国古代的一个奇才，身世很传奇，因为他出生在现在的朝鲜半岛，当时属于东汉最北部的一个郡县，由于远离中原，儒家的思想影响不深，所以王景没有像其他年轻人一样从小接受儒家教育，而是受家庭影响，他从小就对《周易》、《山海经》以及天文历法、算术等自然科学很感兴趣，并且掌握了很多技艺，所以他比同时代只会读书的书呆子相比，他的见识要更广，没有更多的思想限制。

东汉光武帝刘秀时，黄河在汴梁一带决口，河南、山东、安徽一带受灾十分严重。

公元34年，阳武令张汜上书，建议“改修提防，以安百姓。光武帝接受张汜的建议，准备发卒治理黄河。但浚仪(今河南开封)令，乐俊站在守旧的立场上上书反对，因此，修河之议终止。

到汉明帝时，河患日益严重，兖州、豫州一带的广大人民群众怨声载道，东汉政府为之震动。公元69年，汉明帝决心恢复修河工程。就是在这种动机下，永平十二年春，汉明帝召见王景，问水患的情形及治黄的办法。王景根据自己长期研究和考察的结果，陈其利害，对答如流，明帝十分高兴。

汉明帝想王景过去在浚仪修汴梁“功业有成”的历史，赏赐王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等书籍和金钱衣物，并在这年夏征发民工、军卒数十万人，让王景和他的助手王吴，总理修渠筑堤治水的事务。

王景治河工程包括治理汴渠和黄河下游河道两部分，总共动用了数十万人，耗去经费数以百亿计，工期一年，最后成功地治理了这两条水道。

王景的治理黄河工程主要是修筑沿河大堤，固定新的河道。

从今河南郑州附近的荥阳起，到今黄河口附近的千乘海口，修筑长堤千余里，牢牢地控制住了新冲开的河道。

在筑堤之外，他还根据地形和河道的状况，对一些河道进行了改造、疏通，或裁弯取直，或凿高就底，使水流更为通畅。

王景治河以后，直到唐朝末年，在长达八百多年的时间内，黄河仅有40个年份有决溢的记载，相对于决溢频繁的其他时期来说，可以说基本上处于安流状态（唐末到近代的一千多年内，大小决溢1500多次）因此引起了后世的广泛关注。

关于这一阶段黄河长期安流的原因，过去多归功于王景治理有方，现代有些学者又认为，这一时期黄河中游植被较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为良好的植被可以大大减少下游河道的来沙量，从而减缓淤积。又有人综合各项因素认为新形成的河道入海距离较短，比降较大，从而提高了河水的流速和挟沙能力，减轻了河道淤积，这一点对于黄河长期安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此外，植被气候、堤防乃至海平面的变化等等各项因素，也都起到了一定作用。

不管大家怎样看待这一现象，但经王景治理后下游河道能在较长时期内很少发生决溢确是事实，王景主持修筑的堤防工程即使没有起决定性作用，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因为如此，后世对于王景的治河功绩一直十分重视，在借鉴王景的治河经验时也更为注重堤防工程。

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明帝拜王景为河堤谒者。汉章帝建初七年（82年），王景调任徐州刺史。次年，又升任庐江太守。在任庐江太守时，王景为提高生产力，在当地积极推广牛耕、蚕桑养殖和纺织技术，鼓励百姓开荒种稻。他还组织修复春秋时期楚国令尹孙叔敖修筑的芍陂，蓄水浇灌荒地，发展农田灌溉，逐步改善了当地的生产生活状况，深受百姓爱戴。

公元85年，王景卒于庐江太守任上，享年约56岁。

鉴于王景治河取得的伟大成就，后世有很多专家对其进行研究分析，有学者得出结论：王景治河能够成功，其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是因王景能根据黄河自然的分流，加以整理。

王景针对黄河穿过豫西山地之后，像野马脱缰，不受羁勒的特点，先在今广武县之西疏通汴河、济河，使急湍的河水迎头一洩，减其流势。

而且，济水东出定陶，汴河又散入于颍水、涡水各流，分头汇入淮水，这形成了许多变相的大小水库，起了泻洪的作用。王景这一举措，深得治黄奥秘。

王景正是掌握了这一特点，采取“河、汴分流”的办法，泻洪杀势，使其一鼓而作气不成，再鼓而盛不行，至三鼓，就既衰且绝，没有什么力量了。

第二，王景针对黄河大量泥沙淤塞的特点，而作分移。

如何分移？办法一，是在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的地段内，修渠筑堤，每十里立一水闸，以减水、滞洪、淤沙。

办法二，是让滔滔黄水“涧注”于内堤之外外堤之内，这部分水流出堤后，水势减缓，越降则缓势越大，不至与正流同时争出，作用无异于泄洪。

同时，这样做的结果又使大量泥沙分移到河床之外，这样，就使滔滔浊流怒势被杀。加之节节水闸洄注，终于使河水俯首贴耳，听候指挥了。其治河工程完工后，汉明帝亲自出巡，命令沿河各郡设置专门管理河堤的官吏。王景因为治河成功，名声大震，被明帝升迁为侍御史。

王景以后，东汉政府在安帝、顺帝、灵帝统治时，屡次在汴口加固河防，直至北宋，都能随时注意整修。因此，在王景以后的八百多年中，黄河比较安静。

特别是东汉时期，京师在洛阳，东方的漕运全靠汴河。王景使河、汴分流后，汴水、济水的漕运无患，东南之漕运由汴入黄，东北之漕运由济入黄，三水之上，“触舻千里，輓输不绝，京师无匮乏之忧矣。”不仅如此，经过王景的治理，黄河河道得到了相对的稳定，防洪的效果十分明显。

黄河在此后的近千年的时间里都没有发生大的泛滥，后人将王景的功绩与传说中的大禹治水相提并论，可见他的成就之大。

其实，王景治河取得如此成就，跟一位治水前辈密不可分。那就是西汉的贾让。贾让的治河三策，给王景提供了全面的理论依据，王景治河，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实践了贾让的治河思想，而得以在东汉较为清明的政治制度下得以实施，而取得巨大的成功。

王景多才，从政之余，对卜筮、风水、数术之学都很有兴趣，还撰有专书，令人佩服。

每当我站在嘉应观的东龙王殿，望向比肩而立的河神贾让和王景时，总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在近两千年的时光里，这两位河神到底在神界有没有论过师生之谊呢？我猜，应该有吧。

大胆脑补下遥远而飘渺的场景：

贾让当抚须感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耳！

王景会拱手施礼：先生受徒儿一拜是也！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平武报恩寺（其七）
（国四 明）
（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
​​​位于平武报恩寺中轴线上的万佛阁形制宏敞隽伟，结构兼容并蓄，在四川乃至西南地区独树一帜，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万佛阁建于一单层须弥座上，外观两层，重檐三滴水。该阁面阔三间，进深两间，上下两层均设回廊，即《营造法式》中所称“副阶周匝”。下层回廊外檐柱间三面砌筑砖墙，正面明间、次间设槁扇，稍间砌槛墙。上层回廊立于平坐之上。楼阁主体部分为殿阁式结构，由柱框、铺作层和屋架层叠组成，其中柱框部分采用通柱造，内部金柱、中柱与山柱均采用两整根木以榫卯连接的方法，自台基直达上层天花，在上下层之间以楼板和天花隔出一暗层。

从外形上看，万佛阁由主体和上下两层副阶组成。从结构上分析，该阁可视为是一座加高了的单层殿堂，并在整体空间中进行了竖向的空间划分。

万佛阁外观为两层三重檐的楼阁，上下两层均设副阶，其中下层副阶出檐深远，上层副阶出檐较为狭窄，与上层主体部分出檐基本保持平齐，是报恩寺中形制最隆重的建筑。报恩寺在古代寺庙中属典型的前佛殿、后高阁平面布局，这种布局在中唐后的敦煌壁画中常有反映，现存实例以宋代的河北正定隆兴寺为最早，而与报恩寺同时期的北京智化寺也采取了这种平面布置方式。在这种布局中，处在寺院中轴线后部的楼阁处于统领建筑群整体形象的重要地位。以智化为例，在建筑体量和高度上，山门、智化门、智化殿在建筑体量与高度上逐渐加大，直至万佛阁前，达到空间序列的高潮。这种布局具有佛教建筑特殊意义，通过建筑在纵深方向的延展，不同尺度院落的逐层铺垫，使得朝拜者的虔诚之心愈加强烈，有效的烘托出了佛教建筑的氛围。与之相比较，报恩寺万佛阁所处的地位更加鲜明的展示出这种特征。智化寺位于明代京师，用地相对狭小，建筑空间布局受到较大限制，难以收放自如，而报恩寺地处明代边陲，地广人稀，四周群山围拱，绿水环绕，这些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与环境特色为建筑艺术的创造奠定了优越的基础。报恩寺山门前宽阔的广场设有两座陀罗尼经幢，成为寺院的前导空间，同时又以高大的月台作为前导空间与寺院主体的过渡。从广场拾级而上，自山门起，经天王殿、大雄宝殿直至万佛阁，建筑形制越来越隆重，依次为：山门五开间单檐悬山顶，天王殿五开间单檐歇山顶，大雄宝殿五开间重檐歇山顶，万佛阁五开间三重檐，上下二层分别设副阶。同时为了烘托这种渐趋隆重的形制，各进建筑之间形成3个方向不同、尺度递增的院落，天王殿前为一横长的院落，院中横跨三孔石桥，布局较为紧凑。穿过天王殿，以大雄宝殿，两厢的华严殿、大悲殿及周围廊庑围合成一近似方形的宽阔院落，使人眼前豁然开朗。过大雄宝殿，以两侧廊庑环绕又形成一座纵长深远的院落。 在两座御碑亭的映衬下，远处屹立着高大的万佛阁，此处空间艺术颇具特色，宗教氛围分外浓厚：首先,两侧通长的廊庑成为视线的引导，使得万佛阁获得了良好的观赏视角；其次,碑亭又与万佛阁形成了体量上的强烈对比，更加突出了万佛阁的雄健高迈。通过这两个方面的处理，使人倍感个人的渺小与神佛的伟大，深切体会到现实世界与彼岸幻境的距离，不由得陡升无限的崇敬之情，从而将佛教建筑的气质充分的展现出来。至此，通过层层殿堂、道道院落的铺陈渲染，使得万佛阁处于建筑体量和空间尺度的最高潮，成为报恩寺中形制最隆重的建筑。

与报恩寺建造年代最接近（均建造于明正统年间）且布局相似的另一座敕建佛教寺庙——北京智化寺万佛阁同为平面三开间的两层建筑，不同之处在于报恩万佛阁上下两层均设副阶，出三重檐，而智化寺万佛阁仅底层设副阶，出两重檐，分别为底层副阶出檐和上层出檐。显然，前者的形制比后者隆重，而建造这两座寺庙的主人分别是龙州宣抚司土官佥事王玺（正六品）和司礼监太监王振（正四品），根据明代朝廷颁布的制度，建筑形制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所以同为皇帝批准的敕修寺庙，六品官主持建造的楼阁等级竟然超越四品官，这也清晰的传达出了批准修建报恩寺的圣旨中“既是土官不为例，准他这遭。”的本来用意。

万佛阁结构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兼容并蓄,它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官式与地方做法的结合，第二，古今做法的共存。万佛阁结构分为主体和副阶这两大部分，作为历经多次重大地震考验而岿然屹立了500多年的木构，主体部分的优异抗震性能是不言而喻的。其次，作为上层副阶主要支撑的平坐部分，在具有典型明代特征的前提下，又保留了前期的某些形式，从而为我们更好的探索楼阁发展进程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首先，万佛阁主体结构采用典型的殿阁式结构,即由屋架层、铺作层和柱框三部分组成。万佛阁在这三大部分中分别运用了出色的结构形式使得整座楼阁获得了优异的抗震性能。其中屋架层采用了四川当地的穿斗式做法，即用脊瓜柱、瓜柱连以穿枋组成草架，而不是官式建筑中常用的三、五、七架梁层叠的方式，万佛阁草架部分的这种用材等级较之于官式建筑显著降低，使得屋架层自重大大减轻，对于稳定结构十分有利。

柱框作为最主要的承重结构，采用通柱造的做法，增强了结构的整体性，并且在内檐各柱间，上下两层各以枋木串连，形成垂直交叉的方格网，上下两道，就像是两道水平刚性环,增强了抵抗水平荷载的能力。在屋架和柱框之间的铺作层虽然承重作用较唐宋时期降低，但这种斗棋密布的形式，在结构上起到了弹性过梁的作用，使得建筑在抵抗地震波冲击时留够了充足的能量缓冲余地。除此之外，万佛阁所有檐柱、金柱、山柱均采用侧脚，使整个构架产生了向内收进的倾向，进一步增强了结构的抗震性能。

万佛阁平坐部分特色鲜明，古风犹存。平坐，据《营造法式》记载，其名有五：“一曰阁道，二曰墱道，三曰飞陛，四曰平坐，五曰平坐。”关于平坐和楼阁的密切关系，刘志平先生在《中国古代建筑类型及结构》中指出“栈道或复道上有屋宇的叫阁或阁道， .....一般的阁都带平坐，这平坐可以说是楼宇格的主要区别之所在。”陈明达先生在《营造法式大木作研究》一书中也曾指出“屋上建屋为楼，平坐上建屋为阁。”由此可见，无论是外观还是结构，平坐都是楼阁的必要组成部分。

《营造法式》所载之平坐做法大致可分为三种，即叉柱造、缠柱造和永定柱造。叉柱造做法，结构自上而下，一层柱框，一层斗拱相重叠，上层柱根插于下层斗拱的大斗之上。在宋代以前的楼阁中常见这样的结构形式，而继承了唐代风格的辽代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就属于这种类型。叉柱造在形式上产生了平坐暗层，而暗层的存在可以称得上是叉柱造楼阁的主要特征。对于永定柱造，其特点是二层平坐柱子直接从地立起，与下层檐柱相距甚近，河北正定隆兴寺慈氏阁是此种结构的唯一实例。

万佛阁平坐采用于下层副阶挑尖梁上栽童柱，童柱伸出副阶屋盖承托平坐斗拱及二层楼面铺版枋出挑部分的做法，平坐斗拱外跳为五踩重棋计心造，最上层要头支撑铺版枋，铺版枋外遮以雁翅版。斗棋后尾均为实拍拱，层层垫托于铺版枋底。同时以上层楼板和下层天花隔出一暗层空间。这种平坐作法与永定柱造、叉柱造都有联系。首先，支承平坐斗拱的童柱与下层檐柱相距甚近，很可能是从永定柱造演化而来，唯一不同之处在于，童柱不落地而立于挑尖梁上，根据现有明代楼阁实例如智化寺万佛阁和瞿昙寺大鼓楼来看，这可能是当时的较为通行的做法。但在同时期的楼阁中，像报恩寺万佛阁这样保留平坐暗层的做法又极为罕见。所以万佛阁平坐不仅反映出永定柱造不断演进的结果，并且在形式上还保留了叉柱造楼阁的形式特征。这种做法在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前提下又蕴含古风，从而为研究古代楼阁结构的发展历程提供了极好的范例。 https://t.cn/z820x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