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是黄金时代还是饥饿盛世？人口不是无端增长到4亿的】
康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盛世，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巅峰。在这个时代，疆域面积、国家治理、经济发展、文化思想，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柏杨称之为中国第三个“黄金时代”。但也有人提出康乾盛世是一个饥饿的盛世，因为大多数百姓都挣扎在温饱线之下。现实情况到底如何呢？本文从农业角度来探讨下这个问题，力图客观。

一个王朝要进入盛世阶段，那必须要实现大一统，并持续稳定地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其次，需要国家良好的政策，为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第三，需要生产技术的进步，土地的开发。康乾盛世的出现也是如此。

清朝入关后，用了20年的时间统一内地，使得经济逐渐恢复了起来。“三藩之乱”时期，南方的经济遭到了破坏，但是总体上没有打断经济发展的势头。从“三藩之乱”以后，内地就基本没有战乱，清朝就全面进入盛世阶段了。这种内部和平稳定的局面一直延续到了乾隆末期。

清朝皇帝向来重视农业发展，将农耕视为立国之本。入主中原后，多尔衮和顺治皇帝就着手稳定北方的经济，鼓励人们开发荒地，给开荒者免税，提供耕牛、种子等，使得北方迅速稳定下来。当清朝和南明、“三藩”拉锯的时候，北方的经济已经实现了恢复。

康熙继续鼓励开垦荒地，使得全国的耕地面积继续上升。1661年，清朝的耕地面积为6亿亩，到1800年达到了10亿亩，而清朝之前的朝代最高只能到达8亿亩。在康乾时代，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填四川”，使得西南山区的土地得到了大规模开发，“崎岖之地，已无弃土，尽皆耕种矣”。康熙说“今人民蕃庶，食众田寡，山地尽行耕种，此外更有何应垦之田”。

国家不仅仅鼓励开垦，还要减轻农民的负担。在顺治年间，清廷就免除了明朝留下的20多种杂税和“三饷”，并不断减免赋税，让明朝的藩王的官僚地主承担大部分赋税。康熙继续改革税收制度，推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到雍正时期全面推广“摊丁入亩”（废除了人头税）和“火耗归公”，大大减轻了平民的负担，促进了社会公平。

不仅如此，康熙乾隆还多次减免赋税。康乾通过灾蠲、恩蠲、普蠲、逋蠲等手段向全国百姓免税。灾蠲、荒蠲是免税受灾地区的赋税；恩蠲就是国家庆典，皇帝巡幸，战争发生时，就对全国或者相关钱粮进行蠲免；普蠲就是在国库充足的情况下，免除全国一年的赋税。康熙一共进行了两轮普蠲，而乾隆进行了五轮普蠲。通过以上的措施，康熙一共减少了全国1.5亿两的税收，而乾隆则是减少了3亿两以上。

国家会治理黄河，主持修建水利工程和治理盐碱化土地等。明朝弘治年间，由于黄河改道南迁，导致黄淮地区经常泛滥成灾。在清初，黄河竟然决堤了70多次。康熙皇帝即位后派遣靳辅治理黄河，使得黄河安定了50多年。乾隆时期，同样在治理黄河上花了大力气。除此之外，全国各地的水利工程也快速修建起来，整个清代修建了3200多处水利工程，而明朝为2200多处。

在农业技术方面，乾隆钦定《授时通考》，向全国推广先进的农耕技术。康乾时期，贫瘠土地的开发技术得到了突飞猛进，治理盐碱地、水土流失的技术得到了提高。在农作物上，乾隆下令全国推广甘薯、玉米、高粱等，大大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提高了粮食产量。根据统计，清代的亩产量为310斤，明朝为245斤，宋代只有165斤。

由于耕地面积增加，粮食单产提高，清代的粮食产量自然是远远超过明朝。当时，全国各地的粮食还有剩余，使得许多农产品流入了市场，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也得到了扩大，茶叶、棉花、甘蔗、烟草等作物的种植面积大大增加了。

由于各种原因，古代无法精确地统计经济数据，因而人口成为了社会发展水平的一个衡量标准。汉朝时期，全国人口巅峰为6000万，而到宋朝突破了1亿，明朝达到了1.6亿，清朝则突破了4亿。在古代如果社会停滞不前，民生凋敝，那人口总量就会停滞不前，甚至出现负增长。

当然，盛世不代表平民的生活就一定会过得很好。在乾隆年间，马嘎尔尼发现全国上下到处都是生活贫困的百姓，人们的确挣扎在温饱线之下。我相信，康乾盛世的大多数百姓还是生活困难的，甚至还有大量的平民没有生计，食不果腹。然而，古代哪个时代的平民生活好呢？就是我们的农村地区在20年前还是贫穷状态，那时候大米都不够吃。

在看看古代，人们津津乐道的“文景之治”，由于国家少干预，导致地方诸侯做大，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农民沦为了奴婢。而汉代就是中国历史上奴婢最多的时期，那时候的农民连基本的生命权都被豪强地主操纵。在“开元盛世”时期，由于土地兼并，大约有一半的农民从土地上逃亡。这些所谓的“盛世”，都是帝王将相的盛世，哪有平民的盛世？

和之前的盛世相比，康乾盛世虽然还是无法真正解决温饱问题，但是却大大缓解了百姓的负担，使得百姓不至于大量沦为奴婢，或者大量逃亡。生活的相对稳定也刺激了百姓的生育欲望，这才导致人口迅速增加，而人口增加反过来稀释了社会发展的成果。举个例子，明朝时期，一家收入只能养活五口人；到了清朝，一家收入可以养十口人了，而且生活水准比明朝还高，这难道不是社会进步吗？

当然，和世界相比，清朝的确已经落后。早在明朝时期，英国就开始推行“圈地运动”，实现土地的集中化，推行机械化、现代化，使得英国成为了“欧洲粮仓”。到了清朝时期，英国的全球性扩张，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推动了工厂制造业的繁荣。到了乾隆后期，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农业已经不再主导国家经济的发展，工业文明时代到来了。而中国还长期停留在农耕文明，这也就是中国近代挨打的主要原因。
#这就是中国风##出道吧新星#

【选举日临近，澳防长炒作中国议题】距澳大利亚5月21日联邦选举日仅不到一个月，澳防长又炒作中国话题并借此抨击反对党。英国天空新闻台4月24日播出对澳防长达顿的采访内容称，达顿大肆抨击澳反对党工党对华采取“绥靖”政策，指责工党内部缺乏维护澳大利亚安全的“文化”。

报道称，在采访中，英国天空新闻台时政记者安德鲁•克伦内尔提问达顿：澳大利亚政府是否围绕中国议题加大言辞力度，目的是“恐吓”选民让他们不要投票给工党？这位防长声称，工党上次执政时在国防资金方面的记录以及一些资深议员最近发表的言论表明，该党对来自中国的“威胁”表现得太“天真”。

“我们在20世纪30年代就曾发现这一点，如果你（现在）继续施行(工党影阁外长) 黄英贤建议的绥靖政策，那么你会发现自己陷入冲突之中”，达顿抨击说。

“我们需要保持开放，指出不良行径，反对霸凌政策，实现关系正常化，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达顿声称，“这就是我们的做法，与工党不同，我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不稳定的时代。”

报道提到，达顿发出上述言辞之前不久，中国刚刚证实与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正式签署安全合作框架协议，与此同时，莫里森政府却一直努力阻止该合作协议有所进展。

针对澳媒此前热炒“中国在所罗门群岛军事存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早已回应，“中所两国在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基础上开展正常的执法和安全合作，符合两国以及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澳大利亚个别政客发表所谓中国“胁迫”谬论，蓄意制造紧张氛围，既不负责任，也无助于地区稳定和发展。

天空新闻台继续说，但达顿表示，地缘战略格局的变化和中国外交方式的转变要求澳大利亚不能“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我们最好不要坐在角落里，闭上耳朵，什么也不说，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这是工党的方式。”达顿声称。

达顿还把话题扯到理查德•马尔斯身上，这位澳大利亚反对党工党副领袖此前曾被指责在2019年于北京一所大学发表演讲前向中国使馆提供了演讲的副本。“在我演讲前，我绝不会事先获得中国大使馆的批准”，达顿说，“这显示出工党内部的文化，它不会保证我们国家的安全……黄英贤、理查德•马尔斯和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工党领袖）本周在那些问题上表现出了他们的天真，表现出他们缺乏准备来保证我们国家未来的安全。”

达顿继续声称，“当你谈论边境保护或我们的国家防御时，他们（工党）在党内就没有这种文化，没有能力在需要做出艰难决定时站出来支持我们的国家”，“他们支持中国而不是美国，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错误。”

澳大利亚政坛内卷硬扯中国早已不新鲜，中国外交学院教授李海东此前接受环球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实际上，莫里森政府执政的这段时期，在对华政策方面，一直跟在美国屁股后面，着眼于遏制对抗等一系列操作，这导致澳大利亚自身在对华贸易和对亚太地区的整体贸易，以及自身总体外交实践不仅乏善可陈，而且往往产生严重自伤恶果，澳大利亚民众对此应该说看的很清楚。所以在选举中，莫里森政府以及美国以及澳大利亚社会内部一些涉华不友好的力量，都试图操纵中国议题，将澳大利亚政府对内失败执政责任归咎于中方。澳大利亚政府国内施政不力，却将对民众福祉造成损害的一系列政治后果甩锅到中方，这是一种很典型的令人可鄙和不齿的“政治甩锅”操作。（环球网）

读小王子有感：突然想到了追星，我喜欢一个明星，他很优秀帅气，身上有很多吸引我照亮我的品质，曾经我以为他就是最好的最独一无二的，我会觉得其他明星都不如他好，他是我的骄傲，是我的底气。但是现在长大了，看到了更多人，看到了其他女孩也那么狂热地喜欢自己的偶像，明白了他们身上也会有吸引人的闪光点。看清了自己喜欢的那个明星并不是全世界最好的，最独一无二的，世界之大，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曾想拒绝接受这个事实，我怕我的信仰会崩塌，我怕我的骄傲会消失。但是我依然很爱那个人，不是因为外在价值上他是世界上最独一无二的好，而是内在价值上他在我这里的独一无二，因为我与他之间七年多的粉丝与偶像的关系，因为我为他付出了许多爱与时间，因为我们是彼此需要的，他在我的世界里就是独一无二的玫瑰，即使我已见过那5000多其他也很美丽的玫瑰。我想，如果每个追星女孩都能明白自己的爱豆很好，其他人的爱豆也很好，不需要拉踩，不需要争个胜负，不需要去伤害他们诋毁他们来证明自己喜欢的人是最好的，我想饭圈会更加安宁和平，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反感你所喜欢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