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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观点】证券日报：数字化转型浪潮滚滚 区块链造就可信“数字经济底座”
随着数据被正式纳入生产要素，物理世界、数字世界与价值流转体系将高度连通，“可信”正在成为未来数字经济的重要底座。在此背景下，11月1日正式实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引起业内广泛关注。
目前，数据安全领域正处强监管态势，那么，如何在强化数据保护的同时，推动数据在可信安全前提下的开放共享，以及如何为数字底座加上一个可信的标签，正成为各行各业数字化转型中一道亟需解决的课题。
中国计算机学会区块链专委会委员夏平对记者坦言，“区块链、隐私计算等技术会将数据这一传递介质赋予‘可信’的价值属性，实现产业链各环节、各主体之间数据和资产的可信流转，重塑信任机制”。
一、区块链技术将使数字底座安全可信
近年来，随着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5G等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全过程，数字经济也随之快速发展，并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的关键力量。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可以推动各类资源要素加速融合、快捷流动，帮助市场主体重构组织模式，实现跨界发展，打破时空限制，延伸产业链条，畅通跨域协作。
事实上，多位业内人士认为，以区块链、隐私计算为代表的技术正在为人类协作建立信任基础、确保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提供了“革命性”的工具，这些技术形成的产业本身也是可信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相关标准化的推进，这些技术还将形成更大合力，助力可信经济释放更大价值。
欧科云链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孙宇林对记者表示，可信经济是数字经济的一种表现形式，其本质体现为可信数据价值的显性化，即数据在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基础上变得充分可信可用，并且数据在经济主体信用的衡量中起到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数据也越来越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资产。可信经济具有以区块链为核心技术引擎、以可信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具有更高的数字资产化程度三大基本特征。
而在数字化转型浪潮中，区块链技术作为底层技术，只有健全发展，才能在数字化转型之路上展现应用价值，从而加快构建优质可信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
“未来各行各业打造可信数字底座，均离不开‘区块链+’这一‘数字基石’的支撑”。工信部工业互联网区块链重大项目评审专家、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区块链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陈晓华对记者举例称，以“数字城市底座”为例，其核心是以海量城市数据为“燃料”，以5G、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为“发动机”的新型城市数字化解决方案。帮助城市实现统一的数据资产管控与资源调配，缩小数字鸿沟、释放数字红利，并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升至新高度，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夯实基础。其中，区块链+多种技术融合将在智慧城市多项场景中解决信任问题并发挥更大作用。
“可信数字底座属于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概念范畴，它包含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数字化（包括数字化政务）。未来的发展主力是政府和国有企业，这是城市数字化的基础，政府可以通过政务数字化，打造强健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如可信互联网，区块链主要节点、5G基站、数据中心等），提升公共服务数字化水平，制订相关法规、标准，制订发展和扶持政策等，有效降低商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成本，提供更多商业机会和应用场景，加快城市数字化的建设进程。”宝新金融首席经济学家郑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国通信工业协会区块链专委会轮值主席于佳宁从数字经济“新基建”角度分析认为，区块链技术+其他技术融合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引擎，更是可信数字底座的基石。“区块链在数据共享、数据交易、数字信用等方面将发挥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区块链与5G、物联网、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其他新基建领域深度融合，将加速构建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设施。
而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区块链研究室主任李鸣在第七届万向区块链全球峰会上公开表示，可信数字底座它的主要应用对象就是数据，这里面的数字化也代表了一系列的新技术，而可信就是代表了以区块链技术为主的保障体系。
中国计算机学会区块链专委会委员夏平对记者坦言，在关于社会治理上的应用及数据方面，区块链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在于它能减少甚至完全取消对人的依赖。其实在很多治理过程中，规章制度、法律法理等往往还是比较完善的，但是在实行起来的时候，就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偏差，这种偏差往往都是由人产生的。区块链的作用恰恰在于它是在一个不信任的环境之下提供一种信任机制，换句话说，区块链就是尽可能地减少人为因素的影响。让一个人所做的事情由很多人来共同验证，过程透明，这是能让区块链真正发挥作用的地方。
二、打造可信数字底座仍然道阻且长
对于打造数字底座的话题，在《浦东新区公布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十四五”规划》中也有所阐述，《规划》提出将打造一座由城市神经元、网络体系、算力体系等构成的城市数字底座，全方位赋能城市智慧演进。
《规划》中强调，“十四五”期间，浦东将打造一座智慧城市数字底座，它提供着浦东数字化转型的动力源。这里不但有领先的网络体系和计算能力体系，还将推进数据资源“无障碍共享”，形成数据“全方位应用”新格局，同时建立的网络安全智能监管平台，将帮助浦东城市数字化转型具备相适应的、完备的数据安全管理体系，赋能产业发展。
目前，蓬勃发展的数字化技术正在不断改写各行各业的现状，重构产业价值链。在采访中，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可信数字底座正面临机遇，当然也会迎来挑战。
“上海的人工智能领域正在全国起了好头，在上述规划中，标准体系的建设被多次提及。如《规划》要求，建立统一、开放、可操作的数字底座建设标准体系和评价指标体系，创建数字化转型领域‘上海标准’等等。”夏平强调，打造可信数字底座未来的路仍然道阻且长，还有些难题待解。
对于可能面临的挑战方面，科舸物联科技创始人、执行董事陈晓天博士分析道，打造可信数字底座所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是跨界的融合和生态。也就是如何把每个领域结合起来去构建一个生态，去真正推动数字化的转型。在他的理解中，数字化的转型，一定是一个传统行业的重构。而可信数字底座和数字化转型，更重要的一点是重新寻找产业的结合点，去构建一个生态，推动一个传统产业，才能创造新的价值。
对于数字底座未来仍需要面对的问题，李鸣认为，数字空间需要的不仅仅是底座，还需要更多的监管和相关机制。他提醒道，在创新的过程中，也要注意它的负面影响。当我们构造整个数字底座，重构商业生态过程中，不仅要想到商业模式，也要想到治理模式。如何更好应用新的技术特征，去更好地为下一代信息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创新提供支持。同时要知道技术本身的落点是什么，如何用新的手段去解决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的话，未来会带来新的问题。他也呼吁更多的专家加入到相关的标准制定工作中，用产业建立一个共识，从而推动产业更快的发展。
内容来源：证券日报网；扫码查阅更多~~~~
随着数据被正式纳入生产要素，物理世界、数字世界与价值流转体系将高度连通，“可信”正在成为未来数字经济的重要底座。在此背景下，11月1日正式实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引起业内广泛关注。
目前，数据安全领域正处强监管态势，那么，如何在强化数据保护的同时，推动数据在可信安全前提下的开放共享，以及如何为数字底座加上一个可信的标签，正成为各行各业数字化转型中一道亟需解决的课题。
中国计算机学会区块链专委会委员夏平对记者坦言，“区块链、隐私计算等技术会将数据这一传递介质赋予‘可信’的价值属性，实现产业链各环节、各主体之间数据和资产的可信流转，重塑信任机制”。
一、区块链技术将使数字底座安全可信
近年来，随着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5G等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全过程，数字经济也随之快速发展，并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的关键力量。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可以推动各类资源要素加速融合、快捷流动，帮助市场主体重构组织模式，实现跨界发展，打破时空限制，延伸产业链条，畅通跨域协作。
事实上，多位业内人士认为，以区块链、隐私计算为代表的技术正在为人类协作建立信任基础、确保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提供了“革命性”的工具，这些技术形成的产业本身也是可信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相关标准化的推进，这些技术还将形成更大合力，助力可信经济释放更大价值。
欧科云链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孙宇林对记者表示，可信经济是数字经济的一种表现形式，其本质体现为可信数据价值的显性化，即数据在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基础上变得充分可信可用，并且数据在经济主体信用的衡量中起到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数据也越来越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资产。可信经济具有以区块链为核心技术引擎、以可信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具有更高的数字资产化程度三大基本特征。
而在数字化转型浪潮中，区块链技术作为底层技术，只有健全发展，才能在数字化转型之路上展现应用价值，从而加快构建优质可信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
“未来各行各业打造可信数字底座，均离不开‘区块链+’这一‘数字基石’的支撑”。工信部工业互联网区块链重大项目评审专家、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区块链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陈晓华对记者举例称，以“数字城市底座”为例，其核心是以海量城市数据为“燃料”，以5G、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为“发动机”的新型城市数字化解决方案。帮助城市实现统一的数据资产管控与资源调配，缩小数字鸿沟、释放数字红利，并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升至新高度，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夯实基础。其中，区块链+多种技术融合将在智慧城市多项场景中解决信任问题并发挥更大作用。
“可信数字底座属于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概念范畴，它包含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数字化（包括数字化政务）。未来的发展主力是政府和国有企业，这是城市数字化的基础，政府可以通过政务数字化，打造强健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如可信互联网，区块链主要节点、5G基站、数据中心等），提升公共服务数字化水平，制订相关法规、标准，制订发展和扶持政策等，有效降低商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成本，提供更多商业机会和应用场景，加快城市数字化的建设进程。”宝新金融首席经济学家郑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国通信工业协会区块链专委会轮值主席于佳宁从数字经济“新基建”角度分析认为，区块链技术+其他技术融合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引擎，更是可信数字底座的基石。“区块链在数据共享、数据交易、数字信用等方面将发挥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区块链与5G、物联网、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其他新基建领域深度融合，将加速构建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设施。
而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区块链研究室主任李鸣在第七届万向区块链全球峰会上公开表示，可信数字底座它的主要应用对象就是数据，这里面的数字化也代表了一系列的新技术，而可信就是代表了以区块链技术为主的保障体系。
中国计算机学会区块链专委会委员夏平对记者坦言，在关于社会治理上的应用及数据方面，区块链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在于它能减少甚至完全取消对人的依赖。其实在很多治理过程中，规章制度、法律法理等往往还是比较完善的，但是在实行起来的时候，就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偏差，这种偏差往往都是由人产生的。区块链的作用恰恰在于它是在一个不信任的环境之下提供一种信任机制，换句话说，区块链就是尽可能地减少人为因素的影响。让一个人所做的事情由很多人来共同验证，过程透明，这是能让区块链真正发挥作用的地方。
二、打造可信数字底座仍然道阻且长
对于打造数字底座的话题，在《浦东新区公布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十四五”规划》中也有所阐述，《规划》提出将打造一座由城市神经元、网络体系、算力体系等构成的城市数字底座，全方位赋能城市智慧演进。
《规划》中强调，“十四五”期间，浦东将打造一座智慧城市数字底座，它提供着浦东数字化转型的动力源。这里不但有领先的网络体系和计算能力体系，还将推进数据资源“无障碍共享”，形成数据“全方位应用”新格局，同时建立的网络安全智能监管平台，将帮助浦东城市数字化转型具备相适应的、完备的数据安全管理体系，赋能产业发展。
目前，蓬勃发展的数字化技术正在不断改写各行各业的现状，重构产业价值链。在采访中，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可信数字底座正面临机遇，当然也会迎来挑战。
“上海的人工智能领域正在全国起了好头，在上述规划中，标准体系的建设被多次提及。如《规划》要求，建立统一、开放、可操作的数字底座建设标准体系和评价指标体系，创建数字化转型领域‘上海标准’等等。”夏平强调，打造可信数字底座未来的路仍然道阻且长，还有些难题待解。
对于可能面临的挑战方面，科舸物联科技创始人、执行董事陈晓天博士分析道，打造可信数字底座所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是跨界的融合和生态。也就是如何把每个领域结合起来去构建一个生态，去真正推动数字化的转型。在他的理解中，数字化的转型，一定是一个传统行业的重构。而可信数字底座和数字化转型，更重要的一点是重新寻找产业的结合点，去构建一个生态，推动一个传统产业，才能创造新的价值。
对于数字底座未来仍需要面对的问题，李鸣认为，数字空间需要的不仅仅是底座，还需要更多的监管和相关机制。他提醒道，在创新的过程中，也要注意它的负面影响。当我们构造整个数字底座，重构商业生态过程中，不仅要想到商业模式，也要想到治理模式。如何更好应用新的技术特征，去更好地为下一代信息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创新提供支持。同时要知道技术本身的落点是什么，如何用新的手段去解决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的话，未来会带来新的问题。他也呼吁更多的专家加入到相关的标准制定工作中，用产业建立一个共识，从而推动产业更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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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宇 陈达飞 | 创新：现代经济增长不竭的源泉
作者：邵宇 陈达飞 陈燃萍（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注：原文首发澎湃
写在前面的话：
近期写了一篇关于创新的专题，将陆续为读者推送，本文为第一篇。
我们对创新问题的关注是从中美关系问题延伸出来的。这是个长期的问题，也必然要从长周期去讨论。无论是投资者还是宏观研究者，都要避免一个误区：拿着显微镜看月亮，或拿着天文望远镜看细菌。所以，周期的选择取决于研究对象。
莫德尔斯基提出了一个“世界政治长周期”的概念，大约100-120年，大约两个康波的长度，世界政治-经济的“中心-外围”结构会出现一次大的调整，即中心国被外围国替代（当然，样本量较小）。我们从康波周期视角去看国际政经问题也发现，后发国家能只能借由新一轮技术浪潮实现赶超，很少有例外，没有任何国家可以通过模仿实现持久赶超。（创新的范式：康波、世界体系与大国兴衰——何为中美长期博弈的关键词）从康波演绎的规律看，当前确实处在新一轮康波的上升期，部分核心赛道已经进入加速扩散的轨道，如机器人、新能源等。当前受资本市场追捧的标的，短期可能会出现高估回调的风险，但这是一个几十年的生意，来日方长。
后续专题我们还希望能够在几个核心的赛道做详细梳理，这对于什么是真正的核心资产太重要了。
----------
一个社会，如果不再关心自己的既往进步，不久之后将会失去自己能够在未来进步的信念。[1]两百多年来，史学家们始终在追问：现代经济增长是如何开始的？[2]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分流”，以及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增长的差异如何解释？后发国家如何才能向发达国家靠拢？答案是：自主创新和创新的扩散（及其引发的产业革命）。
创新[3]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分野[4]，是社会“富裕的杠杆”[5]，也是导致东西方“大分流”[6]的驱动力量。在库茨涅兹（Simon Kuznets）定义的“现代经济增长（Modern EconomicGrowth）中，创新和技术进步是必要条件之一[7]。创新理论的集大成者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创新驱动的经济演化——“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而企业家的职能就是推动创新。所以，创新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18世纪中叶以前，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停滞期，经济平均增速约为零。截止到1700年，全球总人口约6亿，从公元前1万年至公元1700年，年均增速仅为0.04%[8]（图1）。直到英国开启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人类社会才摆脱李嘉图“土地报酬递减论”和“马尔萨斯人口论”幽灵，打破规模报酬递减与人口指数增长的恶性循环。全球人口年增长率在二战后婴儿潮高峰期时（1963年）达到了2.2%，目前仍维持在1%以上。联合国预测，至2100年，全球人口增长率会下降到0.1%。然而，这是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的结果，与前现代社会中的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得到的低增长率有显著差别。被称之为“人类社会总决算”[9]的平均寿命和寿命的基尼系数均显示（Peltzman，2009），现代经济增长带动了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图2）。
图1：世界人口数量的变化（公元前1万年-2100年）
图2：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平均寿命的延长
从千年历史长河中观察，人口、经济产出和创新的增长几乎是同步的，创新的累积略早于产出和人口。15世纪中叶谷登堡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后，印刷成本下降，书籍发行数量陡增，人类的识字率快速提升，加速了知识的扩散和思想的解放，致使工业革命之前的两百年出现了一波创新的小高潮（图3）。归根结底，创新在本质上是属于认识论的。技术变革只能通过新思想的涌现而产生（莫基尔，2008）。没有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欧洲能否成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是值得怀疑的。
图3：创新的指数增长（BC1000-2000年）
在《富裕的杠杆》一书中，莫基尔将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1）资本存量的增加，可被定义为“索洛增长”；（2）商业扩张，如贸易的全球化，其对应着劳动分工的扩展，故被定义为“斯密增长”；（3）规模效应，可被定义为“诺斯增长”[10]；（4）知识积累，包括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故被定义为“熊彼特增长”。不同类型的驱动力是相辅相成的，如商业扩张有助于实现规模效应，资本积累是技术进步的实现方式。标准宏观经济学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开始定量归因经济发展的来源——劳动投入、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TFP是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的加权平均，代表了“创新”。
不同的驱动力对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有不同的含义。人口和资本的投入有数量和效率的双重约束，故TFP是决定任何经济体长期经济增长和生产率的唯一要素。“尽管一些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可能拥有更高的生产率水平，但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取得比技术进步速度更快的生产率增长速度。”（菲尔普斯等，2021,p.6）在教科书版本的经济增长模型中，长期经济增长率等于技术进步率。索洛（Solow，1957)的计算结果显示，美国人均产出的增长中约有80%要归功于技术进步。在标准回归模型中，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由“索洛残差”代表TFP平均贡献了经济增长的40%-60%（菲尔普斯等，2021，p.48）。
详情链接：https://t.cn/A6MkZnPm
作者：邵宇 陈达飞 陈燃萍（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注：原文首发澎湃
写在前面的话：
近期写了一篇关于创新的专题，将陆续为读者推送，本文为第一篇。
我们对创新问题的关注是从中美关系问题延伸出来的。这是个长期的问题，也必然要从长周期去讨论。无论是投资者还是宏观研究者，都要避免一个误区：拿着显微镜看月亮，或拿着天文望远镜看细菌。所以，周期的选择取决于研究对象。
莫德尔斯基提出了一个“世界政治长周期”的概念，大约100-120年，大约两个康波的长度，世界政治-经济的“中心-外围”结构会出现一次大的调整，即中心国被外围国替代（当然，样本量较小）。我们从康波周期视角去看国际政经问题也发现，后发国家能只能借由新一轮技术浪潮实现赶超，很少有例外，没有任何国家可以通过模仿实现持久赶超。（创新的范式：康波、世界体系与大国兴衰——何为中美长期博弈的关键词）从康波演绎的规律看，当前确实处在新一轮康波的上升期，部分核心赛道已经进入加速扩散的轨道，如机器人、新能源等。当前受资本市场追捧的标的，短期可能会出现高估回调的风险，但这是一个几十年的生意，来日方长。
后续专题我们还希望能够在几个核心的赛道做详细梳理，这对于什么是真正的核心资产太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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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如果不再关心自己的既往进步，不久之后将会失去自己能够在未来进步的信念。[1]两百多年来，史学家们始终在追问：现代经济增长是如何开始的？[2]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分流”，以及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增长的差异如何解释？后发国家如何才能向发达国家靠拢？答案是：自主创新和创新的扩散（及其引发的产业革命）。
创新[3]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分野[4]，是社会“富裕的杠杆”[5]，也是导致东西方“大分流”[6]的驱动力量。在库茨涅兹（Simon Kuznets）定义的“现代经济增长（Modern EconomicGrowth）中，创新和技术进步是必要条件之一[7]。创新理论的集大成者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创新驱动的经济演化——“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而企业家的职能就是推动创新。所以，创新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18世纪中叶以前，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停滞期，经济平均增速约为零。截止到1700年，全球总人口约6亿，从公元前1万年至公元1700年，年均增速仅为0.04%[8]（图1）。直到英国开启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人类社会才摆脱李嘉图“土地报酬递减论”和“马尔萨斯人口论”幽灵，打破规模报酬递减与人口指数增长的恶性循环。全球人口年增长率在二战后婴儿潮高峰期时（1963年）达到了2.2%，目前仍维持在1%以上。联合国预测，至2100年，全球人口增长率会下降到0.1%。然而，这是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的结果，与前现代社会中的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得到的低增长率有显著差别。被称之为“人类社会总决算”[9]的平均寿命和寿命的基尼系数均显示（Peltzman，2009），现代经济增长带动了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图2）。
图1：世界人口数量的变化（公元前1万年-2100年）
图2：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平均寿命的延长
从千年历史长河中观察，人口、经济产出和创新的增长几乎是同步的，创新的累积略早于产出和人口。15世纪中叶谷登堡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后，印刷成本下降，书籍发行数量陡增，人类的识字率快速提升，加速了知识的扩散和思想的解放，致使工业革命之前的两百年出现了一波创新的小高潮（图3）。归根结底，创新在本质上是属于认识论的。技术变革只能通过新思想的涌现而产生（莫基尔，2008）。没有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欧洲能否成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是值得怀疑的。
图3：创新的指数增长（BC1000-2000年）
在《富裕的杠杆》一书中，莫基尔将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1）资本存量的增加，可被定义为“索洛增长”；（2）商业扩张，如贸易的全球化，其对应着劳动分工的扩展，故被定义为“斯密增长”；（3）规模效应，可被定义为“诺斯增长”[10]；（4）知识积累，包括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故被定义为“熊彼特增长”。不同类型的驱动力是相辅相成的，如商业扩张有助于实现规模效应，资本积累是技术进步的实现方式。标准宏观经济学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开始定量归因经济发展的来源——劳动投入、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TFP是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的加权平均，代表了“创新”。
不同的驱动力对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有不同的含义。人口和资本的投入有数量和效率的双重约束，故TFP是决定任何经济体长期经济增长和生产率的唯一要素。“尽管一些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可能拥有更高的生产率水平，但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取得比技术进步速度更快的生产率增长速度。”（菲尔普斯等，2021,p.6）在教科书版本的经济增长模型中，长期经济增长率等于技术进步率。索洛（Solow，1957)的计算结果显示，美国人均产出的增长中约有80%要归功于技术进步。在标准回归模型中，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由“索洛残差”代表TFP平均贡献了经济增长的40%-60%（菲尔普斯等，2021，p.48）。
详情链接：https://t.cn/A6MkZn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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