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目特稿丨河南村镇银行“取款难”储户：#维权路上的红码#】6月15日，天目新闻记者从被赋“红码”的河南村镇银行储户处了解到，目前大部分储户的“红码”已转为绿码，然而即使拥有绿码，储户们仍面临各种困境。
6月14日，天目新闻报道多名村镇银行“取款难”储户，在近日前往郑州沟通存款事宜时遭遇赋“红码”事件。随着舆论发酵，许多储户又很快从“红码”变回了绿码。对于“红码”是否仅针对储户，郑州12345工作人员曾表示具体情况并不了解，但经过查证是因大数据信息库出现了一些问题。
据悉，今年4月18日起，河南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河南柘城黄淮村镇银行、河南上蔡惠民村镇银行、河南开封新东方村镇银行四家村镇银行储户陆续发现自己不能正常取款转账。此后，四家银行陆续发布了《系统升级的通知》公告，并关闭线上取款及转帐服务，截至目前仍未恢复。#河南村镇银行储户不能正常取款转账#
已离开郑州 但仍是“红码”
6月15日，已经从河南郑州返回广州的何先生告诉天目新闻记者，自己今天上午扫郑州当地的二维码，仍是红码，“如果一直是红码，下次我要再来郑州，就会非常麻烦，可能根本进不来郑州。”#河南卫健委调查储户被赋红码#
6月11日，何先生从广州坐火车前往郑州，在6月12日抵达，“当时在火车站扫码还是绿码，当天也顺利入住了酒店，但是入住当天就有民警到酒店找我了解为什么来郑州。”
在郑州酒店入住两晚，何先生表示民警及当地银保监局工作人员多次前来了解情况，由于一个人在郑州，无奈之下，何先生同意先返回广州，“但是14日我到火车站的时候一扫码，才发现自己‘红码’了。”
何先生表示“红码”后，曾在火车站隔离点停留，直到自己所要乘坐的火车要开车了，才有工作人员将其单独送上车，“我14日下午两点左右到的广州，今天扫郑州当地的码还是红码。”
对此，何先生表示担忧，“我计划近期离职，然后到郑州继续找回我的存款，若是情况允许会先在郑州找一份工作，但是因为现在还是‘红码’就很担心再来郑州会很困难。”
何先生表示自己多次拨打红码页面显示的电话，但均未接通。而申请转码页面需要当地社区开证明，不在当地的何先生也开不了证明，所以何时能变回绿码，何先生也并不清楚。
2020年，何先生将自己的大部分存款存入河南郑州几家涉事村镇银行，今年年初何先生将其中一部分存款转出，但仍留了7万多元在银行中，“后面就发现取不出来了，虽然钱数目不大，但是对我来说是需要好几年才能存出来的钱。”何先生原计划用这笔钱结婚，但如今结婚也因“取款难”被延期了。
截至发稿前，何先生告诉记者他的现场码已变绿，但豫康码还是红的。
另一位储户刁先生在离开郑州后重新拿回了绿码，“我11日晚上到达郑州东站后是‘红码’，后来在社区的帮助下曾改回过绿码。”
刁先生称，刚发现“红码”后，他曾前往当地医院做核酸检测，在酒店的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后台系统将其健康码改回了绿色。但第二天打车时发现又被赋了“红码”。当刁先生想再与社区工作人员沟通时，社区工作人员称是因为其在酒店入住填写信息时填成了境外人员。但据刁先生反复回忆，他输入信息时，并没有境外这个选项。
随即，天目新闻记者致电郑州郑东新区祭城路街道办事处千宁街社区，工作人员向记者确认了曾经帮刁先生修改健康码一事，他回忆称，刁先生的第一次“红码”是因为太久没有做核酸，在做了双采核酸，并签订承诺书后，他将刁先生的健康码改回了绿码，“他说住在我们这酒店，我就说行，你既然来了，我不可能不给你改。”
但为何刁先生第二天又变成了红码，该工作人员称，是其填写时填了境外，“我看系统上显示是国外的，我直接就没给他改。”
因是“红码”，刁先生和妻子被送往了青龙山庄，与其他一同被赋“红码”的储户们一起“隔离”。14日早上，刁先生和妻子在当地公安的护送下，一路“绿色通道”通过高铁检查，离开了郑州。
“没有取到钱我不会回去”
2021年，成都的李女士经历了恶性肿瘤手术。在获得商业保险赔款后，今年2月，李女士将自己的赔款及所有积蓄都存入了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没想到今年4月就无法取款了。”
6月15日，李女士告诉记者，在“红码”近三天后，自己终于在昨天转回绿码，“目前正在当地民警安排的宾馆等银保监会的工作人员来和我们沟通存款的事情，若是一直等不到，下午可能会直接到银保监会门口看看情况。”
用李女士的话说，6月12日乘飞机落地郑州后，经历了“奇幻的三日”。“落地后，我扫码就是直接‘红码’了，赋码原因显示为‘正在实施集中或居家医学隔离观察的入境人员’，但其实疫情后我一直没有出过国。”
李女士回忆称，当时机场工作人员通过她的身份证等个人信息确认其没有出境记录后，曾尝试帮助改回绿码，却并不成功，“身边很多其他旅客都可以很顺利改成功，就我不行。”
随后，李女士前往郑州市人民医院做核酸，希望能将自己的绿码找回，“毕竟‘红码’意味着寸步难行。”然而，在等待了几个小时后，即使已有核酸阴性证明，“码依然是红的”。
由于“红码”，无法住酒店，无法到餐馆就餐，“我们在路边买了饼，在郑州市人民医院的大厅将就了一晚。”李女士告诉记者，13日凌晨，当地公安、银保监局及信访局工作人员找到了她，几个小时后当地社区主任也一同出现。
“他们向我了解情况，希望我能回去，社区主任告诉我若是我能回去，‘红码’的事情可以商量，在我表示不回去后，就希望我能去他们安排的宾馆。”由于一直是“红码”，李女士无奈地同意前往民警安排的宾馆。
“他们让我24小时不要出房间门。”李女士表示，期间民警多次来沟通希望我们能回去，但她都拒绝了。14日晚，再次有民警来了解情况，“我说我还是‘红码’，他便登记了我的个人信息。”
6月14日，多位储户在社交媒体上曝光被赋“红码”一事，引发广泛关注。李女士也在15日上午终于拿回了绿码。
截至发稿前，李女士表示自己已经顺利离开宾馆，正在寻找新的住处，“没有取到钱我是不会回去的。”
自驾储户：进不去的郑州
6月11日，三辆私家车，十余人一同从浙江出发赶往河南郑州，“我们要去取回我们的存款。”其中一位储户龚先生接受天目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最终这趟“取款”之旅以失败告终。
6月13日，龚先生一行人选择在河南郑州中牟县的中牟东站高速口下高速，“因为我们从其他储户处了解到，在郑州的高速口可能下不去，就选了县城的高速口。”但令龚先生一行没想到的是，在高速口扫码的时候，有几位同行储户出现了“红码”。
“高速口的民警就不让我们下高速，要我们回去。”龚先生表示，行车两天才到河南，“我们不甘心，我们就改变方向，选择在开封市的一个高速口下。”
下高速后，龚先生一行马上前往当地的一家涉事银行，想到现场了解情况，“但因为发现银行门口有民警值守，就也没有成功。”龚先生表示，一行人商量后决定第二日走省道进入郑州，“为了第二天能顺利出行，当晚我们所有人都在开封当地医院做了核酸，都持有核酸阴性证明。”
6月14日，龚先生一行三辆车在不同时间出发，尝试通过走省道的方式进入郑州，“但结果是我们还是都被民警的检查站拦住，这个时候再扫码，基本上只剩三四个人是绿码了。”
龚先生称，当时他们被先后带去了隔离酒店，“他们说要是我们回去可以马上变绿码，若是不回去就继续在这边隔离，按照他们的隔离政策要隔离7天。”龚先生无奈表示，他们去郑州理由其实很简单，就是希望能要一个说法，“我们的存款到底什么时候能取，有个明确的说法，我们都可以回去。”
最终，在僵持几小时后，龚先生一行人选择返回浙江，“其实有点后悔，应该再坚持一下的。”
龚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在当地银行柜台办理的银行卡，共存入800多万元积蓄，“这么多年做生意的钱，现在余额都查不到了。”
“药用完了，只能先回家”
6月15日，备受媒体关注的浙江杭州储户，尿毒症患者高老先生告诉天目新闻记者，自己当天下午已在返杭的动车上，“今天银保监会一位副处长来找我，告诉我会尽快向上反映，主要是我的药水用完了，只能先回家再说。”
据高老先生介绍，自己年轻时在河南从事纺织贸易行业，2019年开始在当地几家村镇银行存款，此前存取均正常，“事情发生后，我现在做人都不好做了。”
截至今年4月18日，高老先生分别在开封新东方村镇银行存了560万，上蔡惠民村镇银行300万，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400万，三家银行合计1260万，其中有400万是亲戚朋友的。
6月12日17时许，70岁的高先生独自踏上了前往郑州的火车，只为了能将自己存在河南三家村镇银行的存款取回，“这次来的目的一是希望能够尽快兑付，二是要告诉我时间。”
然而令高先生没想到的是，在他到达郑州站后被赋了“红码”，自己也被几名工作人员带到郑州市财贸学校的图书室。“现场有防疫部门、公安、银保监会、政法委的工作人员和我们谈话，‘劝返’我们。”据高先生回忆，一起被带去图书馆的有11人，都是村镇银行储户。
2021年，高先生确诊尿毒症，需要频繁做透析，“我和他们说，再不透析要有生命危险。”6月13日晚上，在高先生的要求下，两位工作人员带他到附近一家宾馆自费住宿。在宾馆里，高先生用自带的进口盐水做腹透，可以暂时替代透析达到排毒效果。
在宾馆住了一晚后，高先生于6月14日再次被两名工作人员带回图书馆，“在图书馆的时候我和银保监会的工作人员说了自己的情况，他们也很同情我，表示会去汇报我的情况。”高先生告诉记者，自己于14日下午拿回绿码。
“红码”到底是谁赋的？
6月15日，天目新闻记者致电郑州12320卫生健康热线，接线工作人员表示，对于储户被赋“红码”一事目前并未收到相关通知，建议“红码”人员在线上申诉。
对于到底哪个部门有权利赋“红码”，该工作人员表示可以联系大数据局了解情况，“如果要是郑州赋的话，郑州会有个单独的大数据，是专门管相关数据分析、数据赋能的，应该也有相对应的省大数据。”
在记者表示多次拨打河南省大数据局电话无人接听后，该工作人员向记者提供了一热线电话，并表示该热线电话工作时间为早8点至晚10点。截至发稿前，记者多次拨打该电话，均无人接听。
随即，天目新闻记者致电郑州疫情防控指挥部，接线值班人员告诉记者，赋“红码”的情况需要向河南省大数据管理局了解情况。
针对被访储户的疑问，6月14日，海报新闻记者曾电话联系到了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工作人员，据其介绍，变码的政策和疫情防控指挥部有关，但具体操作由各部门归口管理，建议记者联系郑州市当地大数据管理局。
郑州市大数据管理局回应海报新闻记者称，郑州疫情防控指挥部下面有一个社会防控部，他们为健康码管理的直接机构，制定赋码的规则，赋码、解码都是他们负责的。
6月15日，一新闻报道网络截图在储户维权群中流传，该图片显示，有媒体记者从河南卫健委了解到，经疫情防控指挥部和技术服务等部门的调查，初步确定负责豫康码开发运维的公司，在更新外省人员入豫风险判定规则时，由于程序员违规操作，错误使用了过期的规则，导致部分外省入豫人员被错误赋予红码。但天目新闻记者并未搜索到该报道原文。
据企查查显示，正数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客户包括河南省大数据管理局、商丘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洛阳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等多家河南政府单位。6月14日至15日，天目新闻记者多次致电正数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但电话均未能接通。#胡锡进称健康码只用于纯粹的防疫目的#
6月15日，天目新闻记者以储户身份从其中一家村镇银行的现场负责人处了解到，目前该村镇银行仍在营业中，线下业务都在正常开展。该负责人表示，因“公安侦破需要”，目前线上业务仍未开通，所以储户目前仍无法取钱。“因为线上的业务需要等案件结束，由官方发声以后再说。”
对于储户来河南后被赋“红码”一事，该负责人认为也许只是因为“疫情影响”，他告诉记者，有从外地前来了解情况的储户并没有被赋“红码”，“他们来我们单位问一问都走了，跟他说在家耐心等待。”
6月14日，天目新闻报道多名村镇银行“取款难”储户，在近日前往郑州沟通存款事宜时遭遇赋“红码”事件。随着舆论发酵，许多储户又很快从“红码”变回了绿码。对于“红码”是否仅针对储户，郑州12345工作人员曾表示具体情况并不了解，但经过查证是因大数据信息库出现了一些问题。
据悉，今年4月18日起，河南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河南柘城黄淮村镇银行、河南上蔡惠民村镇银行、河南开封新东方村镇银行四家村镇银行储户陆续发现自己不能正常取款转账。此后，四家银行陆续发布了《系统升级的通知》公告，并关闭线上取款及转帐服务，截至目前仍未恢复。#河南村镇银行储户不能正常取款转账#
已离开郑州 但仍是“红码”
6月15日，已经从河南郑州返回广州的何先生告诉天目新闻记者，自己今天上午扫郑州当地的二维码，仍是红码，“如果一直是红码，下次我要再来郑州，就会非常麻烦，可能根本进不来郑州。”#河南卫健委调查储户被赋红码#
6月11日，何先生从广州坐火车前往郑州，在6月12日抵达，“当时在火车站扫码还是绿码，当天也顺利入住了酒店，但是入住当天就有民警到酒店找我了解为什么来郑州。”
在郑州酒店入住两晚，何先生表示民警及当地银保监局工作人员多次前来了解情况，由于一个人在郑州，无奈之下，何先生同意先返回广州，“但是14日我到火车站的时候一扫码，才发现自己‘红码’了。”
何先生表示“红码”后，曾在火车站隔离点停留，直到自己所要乘坐的火车要开车了，才有工作人员将其单独送上车，“我14日下午两点左右到的广州，今天扫郑州当地的码还是红码。”
对此，何先生表示担忧，“我计划近期离职，然后到郑州继续找回我的存款，若是情况允许会先在郑州找一份工作，但是因为现在还是‘红码’就很担心再来郑州会很困难。”
何先生表示自己多次拨打红码页面显示的电话，但均未接通。而申请转码页面需要当地社区开证明，不在当地的何先生也开不了证明，所以何时能变回绿码，何先生也并不清楚。
2020年，何先生将自己的大部分存款存入河南郑州几家涉事村镇银行，今年年初何先生将其中一部分存款转出，但仍留了7万多元在银行中，“后面就发现取不出来了，虽然钱数目不大，但是对我来说是需要好几年才能存出来的钱。”何先生原计划用这笔钱结婚，但如今结婚也因“取款难”被延期了。
截至发稿前，何先生告诉记者他的现场码已变绿，但豫康码还是红的。
另一位储户刁先生在离开郑州后重新拿回了绿码，“我11日晚上到达郑州东站后是‘红码’，后来在社区的帮助下曾改回过绿码。”
刁先生称，刚发现“红码”后，他曾前往当地医院做核酸检测，在酒店的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后台系统将其健康码改回了绿色。但第二天打车时发现又被赋了“红码”。当刁先生想再与社区工作人员沟通时，社区工作人员称是因为其在酒店入住填写信息时填成了境外人员。但据刁先生反复回忆，他输入信息时，并没有境外这个选项。
随即，天目新闻记者致电郑州郑东新区祭城路街道办事处千宁街社区，工作人员向记者确认了曾经帮刁先生修改健康码一事，他回忆称，刁先生的第一次“红码”是因为太久没有做核酸，在做了双采核酸，并签订承诺书后，他将刁先生的健康码改回了绿码，“他说住在我们这酒店，我就说行，你既然来了，我不可能不给你改。”
但为何刁先生第二天又变成了红码，该工作人员称，是其填写时填了境外，“我看系统上显示是国外的，我直接就没给他改。”
因是“红码”，刁先生和妻子被送往了青龙山庄，与其他一同被赋“红码”的储户们一起“隔离”。14日早上，刁先生和妻子在当地公安的护送下，一路“绿色通道”通过高铁检查，离开了郑州。
“没有取到钱我不会回去”
2021年，成都的李女士经历了恶性肿瘤手术。在获得商业保险赔款后，今年2月，李女士将自己的赔款及所有积蓄都存入了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没想到今年4月就无法取款了。”
6月15日，李女士告诉记者，在“红码”近三天后，自己终于在昨天转回绿码，“目前正在当地民警安排的宾馆等银保监会的工作人员来和我们沟通存款的事情，若是一直等不到，下午可能会直接到银保监会门口看看情况。”
用李女士的话说，6月12日乘飞机落地郑州后，经历了“奇幻的三日”。“落地后，我扫码就是直接‘红码’了，赋码原因显示为‘正在实施集中或居家医学隔离观察的入境人员’，但其实疫情后我一直没有出过国。”
李女士回忆称，当时机场工作人员通过她的身份证等个人信息确认其没有出境记录后，曾尝试帮助改回绿码，却并不成功，“身边很多其他旅客都可以很顺利改成功，就我不行。”
随后，李女士前往郑州市人民医院做核酸，希望能将自己的绿码找回，“毕竟‘红码’意味着寸步难行。”然而，在等待了几个小时后，即使已有核酸阴性证明，“码依然是红的”。
由于“红码”，无法住酒店，无法到餐馆就餐，“我们在路边买了饼，在郑州市人民医院的大厅将就了一晚。”李女士告诉记者，13日凌晨，当地公安、银保监局及信访局工作人员找到了她，几个小时后当地社区主任也一同出现。
“他们向我了解情况，希望我能回去，社区主任告诉我若是我能回去，‘红码’的事情可以商量，在我表示不回去后，就希望我能去他们安排的宾馆。”由于一直是“红码”，李女士无奈地同意前往民警安排的宾馆。
“他们让我24小时不要出房间门。”李女士表示，期间民警多次来沟通希望我们能回去，但她都拒绝了。14日晚，再次有民警来了解情况，“我说我还是‘红码’，他便登记了我的个人信息。”
6月14日，多位储户在社交媒体上曝光被赋“红码”一事，引发广泛关注。李女士也在15日上午终于拿回了绿码。
截至发稿前，李女士表示自己已经顺利离开宾馆，正在寻找新的住处，“没有取到钱我是不会回去的。”
自驾储户：进不去的郑州
6月11日，三辆私家车，十余人一同从浙江出发赶往河南郑州，“我们要去取回我们的存款。”其中一位储户龚先生接受天目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最终这趟“取款”之旅以失败告终。
6月13日，龚先生一行人选择在河南郑州中牟县的中牟东站高速口下高速，“因为我们从其他储户处了解到，在郑州的高速口可能下不去，就选了县城的高速口。”但令龚先生一行没想到的是，在高速口扫码的时候，有几位同行储户出现了“红码”。
“高速口的民警就不让我们下高速，要我们回去。”龚先生表示，行车两天才到河南，“我们不甘心，我们就改变方向，选择在开封市的一个高速口下。”
下高速后，龚先生一行马上前往当地的一家涉事银行，想到现场了解情况，“但因为发现银行门口有民警值守，就也没有成功。”龚先生表示，一行人商量后决定第二日走省道进入郑州，“为了第二天能顺利出行，当晚我们所有人都在开封当地医院做了核酸，都持有核酸阴性证明。”
6月14日，龚先生一行三辆车在不同时间出发，尝试通过走省道的方式进入郑州，“但结果是我们还是都被民警的检查站拦住，这个时候再扫码，基本上只剩三四个人是绿码了。”
龚先生称，当时他们被先后带去了隔离酒店，“他们说要是我们回去可以马上变绿码，若是不回去就继续在这边隔离，按照他们的隔离政策要隔离7天。”龚先生无奈表示，他们去郑州理由其实很简单，就是希望能要一个说法，“我们的存款到底什么时候能取，有个明确的说法，我们都可以回去。”
最终，在僵持几小时后，龚先生一行人选择返回浙江，“其实有点后悔，应该再坚持一下的。”
龚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在当地银行柜台办理的银行卡，共存入800多万元积蓄，“这么多年做生意的钱，现在余额都查不到了。”
“药用完了，只能先回家”
6月15日，备受媒体关注的浙江杭州储户，尿毒症患者高老先生告诉天目新闻记者，自己当天下午已在返杭的动车上，“今天银保监会一位副处长来找我，告诉我会尽快向上反映，主要是我的药水用完了，只能先回家再说。”
据高老先生介绍，自己年轻时在河南从事纺织贸易行业，2019年开始在当地几家村镇银行存款，此前存取均正常，“事情发生后，我现在做人都不好做了。”
截至今年4月18日，高老先生分别在开封新东方村镇银行存了560万，上蔡惠民村镇银行300万，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400万，三家银行合计1260万，其中有400万是亲戚朋友的。
6月12日17时许，70岁的高先生独自踏上了前往郑州的火车，只为了能将自己存在河南三家村镇银行的存款取回，“这次来的目的一是希望能够尽快兑付，二是要告诉我时间。”
然而令高先生没想到的是，在他到达郑州站后被赋了“红码”，自己也被几名工作人员带到郑州市财贸学校的图书室。“现场有防疫部门、公安、银保监会、政法委的工作人员和我们谈话，‘劝返’我们。”据高先生回忆，一起被带去图书馆的有11人，都是村镇银行储户。
2021年，高先生确诊尿毒症，需要频繁做透析，“我和他们说，再不透析要有生命危险。”6月13日晚上，在高先生的要求下，两位工作人员带他到附近一家宾馆自费住宿。在宾馆里，高先生用自带的进口盐水做腹透，可以暂时替代透析达到排毒效果。
在宾馆住了一晚后，高先生于6月14日再次被两名工作人员带回图书馆，“在图书馆的时候我和银保监会的工作人员说了自己的情况，他们也很同情我，表示会去汇报我的情况。”高先生告诉记者，自己于14日下午拿回绿码。
“红码”到底是谁赋的？
6月15日，天目新闻记者致电郑州12320卫生健康热线，接线工作人员表示，对于储户被赋“红码”一事目前并未收到相关通知，建议“红码”人员在线上申诉。
对于到底哪个部门有权利赋“红码”，该工作人员表示可以联系大数据局了解情况，“如果要是郑州赋的话，郑州会有个单独的大数据，是专门管相关数据分析、数据赋能的，应该也有相对应的省大数据。”
在记者表示多次拨打河南省大数据局电话无人接听后，该工作人员向记者提供了一热线电话，并表示该热线电话工作时间为早8点至晚10点。截至发稿前，记者多次拨打该电话，均无人接听。
随即，天目新闻记者致电郑州疫情防控指挥部，接线值班人员告诉记者，赋“红码”的情况需要向河南省大数据管理局了解情况。
针对被访储户的疑问，6月14日，海报新闻记者曾电话联系到了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工作人员，据其介绍，变码的政策和疫情防控指挥部有关，但具体操作由各部门归口管理，建议记者联系郑州市当地大数据管理局。
郑州市大数据管理局回应海报新闻记者称，郑州疫情防控指挥部下面有一个社会防控部，他们为健康码管理的直接机构，制定赋码的规则，赋码、解码都是他们负责的。
6月15日，一新闻报道网络截图在储户维权群中流传，该图片显示，有媒体记者从河南卫健委了解到，经疫情防控指挥部和技术服务等部门的调查，初步确定负责豫康码开发运维的公司，在更新外省人员入豫风险判定规则时，由于程序员违规操作，错误使用了过期的规则，导致部分外省入豫人员被错误赋予红码。但天目新闻记者并未搜索到该报道原文。
据企查查显示，正数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客户包括河南省大数据管理局、商丘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洛阳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等多家河南政府单位。6月14日至15日，天目新闻记者多次致电正数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但电话均未能接通。#胡锡进称健康码只用于纯粹的防疫目的#
6月15日，天目新闻记者以储户身份从其中一家村镇银行的现场负责人处了解到，目前该村镇银行仍在营业中，线下业务都在正常开展。该负责人表示，因“公安侦破需要”，目前线上业务仍未开通，所以储户目前仍无法取钱。“因为线上的业务需要等案件结束，由官方发声以后再说。”
对于储户来河南后被赋“红码”一事，该负责人认为也许只是因为“疫情影响”，他告诉记者，有从外地前来了解情况的储户并没有被赋“红码”，“他们来我们单位问一问都走了，跟他说在家耐心等待。”
演砸一次孙悟空还余心不死，时隔多年仍依旧坚持，最终成18线演员说起西游记，想必这部中国名著改编而成的剧是很多人心中的回忆。在每个暑假时，西游记都会在上如期播放。而到现如今，这部西游记也是被人重拍了很多次，但在大家心目中最经典的，还是六小龄童参演的那一部，至今他还是人们心目中无法超越的存在。而在西游记之后，其实也有出过一部后传，但这部剧在如今仍被很多人所诟病。
正在逃离燕郊的北漂们
ELLEMEN睿士
2022 年 3 月 18 日，大雪纷飞，王淼在北京通州白庙检查站前的队伍里，冻得瑟瑟发抖。
他已经在一望无际的人海中缓慢挪动了三个小时，身上单薄的羽绒服无法抵御大风侵袭，冷风肆意灌进领口，周围鸦雀无声，几乎每个人都蜷缩着身体，张望着前方仿佛已经凝固的队伍。
和王淼一样，很多居住在环京地带的上班族们都有个梦想：房子在环京，工作去北京。可是这两年的疫情，让他们不得不怀疑这只是个幻想。
雪天里的进京检查站
王淼上一次经过这个关卡还是11天前，那天室外温度很高，再加上体型偏胖，他随便抓了一件薄羽绒服便出门了。
等到中午，官方媒体突然发文，进京通道管控升级，环京通勤人群需持核酸证明进京，燕郊检查站也会对部分进京车辆进行劝返，而已进京且未提供证明人员，可能会收到弹窗。
不过王淼收到这些通知时，才刚刚坐到工位上。
他火速咨询居委会，对方告知他必须先回家做核酸，才可能有机会回北京上班，“现在先要弹窗了”。
燕郊和北京隔着一条潮白河
王淼感觉不妙，打开健康宝果然出现了“弹窗”，理论上，现在他必须马上回家，但是由于公司产品临近版本升级，最近一段时间根本无法脱身，思来想去，他决定先暂时偷偷住在公司。
王淼做得很低调，他去医院拿到阴性证明，然后跟主要领导说明了情况，在表达自己会定期做核酸的承诺后，领导应允了他暂住公司的请求。
由于没带任何生活用品，王淼晚上就睡在会议室沙发中，公司有健身房和洗澡间，这让他每天上班至少不会显得很落魄，只是衣服没办法换。
“本来计划着熬过这段疫情，等差不多都正常了再回家，没想到突然出现变故”，王淼回忆起这段经历还是有些难过，“当时街道办把电话打到公司，问是不是有个弹窗人员一直住在这里，他们在电话里警告公司负责人，如果我不回燕郊，就会叫警察把我拉走”。
在这种压力下，王淼不得不选择在大雪天赶回家。
他想到了回燕郊的检查站可能会排队，所以用保温杯灌满了热水。但他没想到的是，同一时间里，在京工作的许多燕郊常住人员都接到了相同的电话，所以当天通过检查站的平均时长，在那天瞬间飙升到了 3 小时。
王淼焦躁地攥了攥领口，虽然他也明白这根本起不到什么保温作用。他开始后悔，为什么十几天前没有穿上更厚的羽绒服，但又觉得这种自责来得冤枉，谁能想到那天之后，就没再回家呢？
唯一的选择：辞职
千辛万苦回到家的王淼最先收到的是居委会的嗔怪，“有个人说燕郊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都不在，净给我们添麻烦”，王淼觉得这句话让人好气又好笑，“我知道他说的是气话，但还是很难理解。谁都知道很多在燕郊买房的人都是为了去北京上班，怎么我们的日常生活还叫添麻烦了呢？”
公司产品升级日期将近，王淼不仅要跟居委会掰扯何时才能回去上班，还要安抚领导情绪，告诉他会尽早回到工作岗位。“那几天光是想怎么跟领导道歉，就费尽了脑筋。”
虽然公司暂时能理解他的处境，但对王淼这个能承受得住每天几个小时通勤时间的人来说，繁琐的进出京环节，让他始终在精神临界状态。
在返家后第三天下午，王淼崩溃了。因为怎么也调试不好一个非常简单的程序，他突然坐在客厅地板痛哭起来。
“我那天就提了辞职。”说到这些，王淼眼中满是疲惫。
“就是觉得累了。之前在北京工作，燕郊买房，每天都雄心壮志，从未退缩过。然而这几年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加之疫情期间连回家和上班都成了问题，让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当时的选择是不是错了，所以决定先休息一段时间看看”。
当梦想变为幻想
和王淼一样，去北京工作、在燕郊买房，是买不起北京房子的北漂一族们为未来构想的美好蓝图之一，尤其是在2017年限购政策出台之前。
虽然拥堵的交通一度是无数打工人的通勤噩梦，但相比于如今的常态化核酸以及不确定的政策变化，两地奔波的候鸟生活还不算难捱。
李文2012年到2016年在北京读大学，虽然还是学生，但他的父母在当时颇有远见，“2014年，燕郊的房价每平米突破了一万，我爸当时背着我一个人去河北看房，房子看完了才告诉我。”
李文此前并不关心买房之类的事情，也从未想过父母当年执意让他填报北京志愿的良苦用心。但在那之后，他眼见着燕郊的房价涨了又涨，父亲几乎每隔几天就打电话跟他提房子的事。
他也是后来才醒悟过来，是房子抢得太厉害了，“那时候新房售楼处还有因为买不到房子打架的”。
这团房地产泡沫在2017年随着燕郊的限购政策进入尾声。彼时的李文已经毕业，找到了一份留在北京的工作，虽然父母给他买好了房子，但李文并没有住去燕郊。
“太折腾了，每天通勤起码得浪费掉三个小时，上班已经够辛苦了，我不想让自己那么累，再加上我们公司当时有租房补贴，公司附近3公里内可以减免一部分房租。”
不过，随着限购令的实施，李文明显感觉到，燕郊的房连出租都变得艰难了。前两年，他的上一任租客从北京回老家之后，房子更是空置了差不多大半年的时间。
“别说出租了，连房屋中介都关了好几家，我的房子原先挂牌了4家中介，后来只剩2家了，没什么人上门看房。”
所幸，当时家人帮忙购置的燕郊房产基本没有什么贷款。疫情以来，李文光是在小区的业主群里，就听说了许多房贷断供的事情。“有的人半年还不上，房子就拿去法拍了，就算最后有人收，也就只有一半的价格，房子没了还得继续还六位数的钱。”
断供的原因各种各样，有因为降薪、裁员的，也有做小本生意结果在疫情中亏损的，还有因为生了孩子开销陡增的。
环京不如离京？
李文一毕业就进入互联网大厂，如今也算是老员工了，“但你知道，裁员就像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知道哪天就落到自己头上了。”
燕郊收租来的钱差不多可以付清他在北京的房租，后来房子租不出去，他更没有回去住的打算，也跟家里商量过把房子出手的事情。
“爸妈表面上说起码要等涨一点再卖，但我隐隐觉得，他们还是对这套房子抱有希望。”
李文对北京户口没什么执念，尤其是燕郊逐步开放了落户政策，更是让他觉得，那些想通过投资燕郊房产来获得北京户口的想法，基本是指望不上了。
最近的北京疫情期间， 李文接到了中介的电话，说有人有意愿买下他手中的这套房，在各种线上沟通后，买家似乎下定了决心，也敲定了看房的日期，但他在6月11号又收到了燕郊要静态管理3天的消息。“也只能等等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恢复。”
三个月前从公司冲动辞职的王淼，也动起了卖掉燕郊房子的想法，通勤的痛苦之外，还有另一个让他自己都非常惊讶的原因。
他在最近艰难的就业市场上发现，住在环京地带居然成了简历上的“污点”。一个招聘平台上的HR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家住得太远很难考虑offer，“他的原话是：‘燕郊可能得再等等了’”
ELLEMEN睿士
2022 年 3 月 18 日，大雪纷飞，王淼在北京通州白庙检查站前的队伍里，冻得瑟瑟发抖。
他已经在一望无际的人海中缓慢挪动了三个小时，身上单薄的羽绒服无法抵御大风侵袭，冷风肆意灌进领口，周围鸦雀无声，几乎每个人都蜷缩着身体，张望着前方仿佛已经凝固的队伍。
和王淼一样，很多居住在环京地带的上班族们都有个梦想：房子在环京，工作去北京。可是这两年的疫情，让他们不得不怀疑这只是个幻想。
雪天里的进京检查站
王淼上一次经过这个关卡还是11天前，那天室外温度很高，再加上体型偏胖，他随便抓了一件薄羽绒服便出门了。
等到中午，官方媒体突然发文，进京通道管控升级，环京通勤人群需持核酸证明进京，燕郊检查站也会对部分进京车辆进行劝返，而已进京且未提供证明人员，可能会收到弹窗。
不过王淼收到这些通知时，才刚刚坐到工位上。
他火速咨询居委会，对方告知他必须先回家做核酸，才可能有机会回北京上班，“现在先要弹窗了”。
燕郊和北京隔着一条潮白河
王淼感觉不妙，打开健康宝果然出现了“弹窗”，理论上，现在他必须马上回家，但是由于公司产品临近版本升级，最近一段时间根本无法脱身，思来想去，他决定先暂时偷偷住在公司。
王淼做得很低调，他去医院拿到阴性证明，然后跟主要领导说明了情况，在表达自己会定期做核酸的承诺后，领导应允了他暂住公司的请求。
由于没带任何生活用品，王淼晚上就睡在会议室沙发中，公司有健身房和洗澡间，这让他每天上班至少不会显得很落魄，只是衣服没办法换。
“本来计划着熬过这段疫情，等差不多都正常了再回家，没想到突然出现变故”，王淼回忆起这段经历还是有些难过，“当时街道办把电话打到公司，问是不是有个弹窗人员一直住在这里，他们在电话里警告公司负责人，如果我不回燕郊，就会叫警察把我拉走”。
在这种压力下，王淼不得不选择在大雪天赶回家。
他想到了回燕郊的检查站可能会排队，所以用保温杯灌满了热水。但他没想到的是，同一时间里，在京工作的许多燕郊常住人员都接到了相同的电话，所以当天通过检查站的平均时长，在那天瞬间飙升到了 3 小时。
王淼焦躁地攥了攥领口，虽然他也明白这根本起不到什么保温作用。他开始后悔，为什么十几天前没有穿上更厚的羽绒服，但又觉得这种自责来得冤枉，谁能想到那天之后，就没再回家呢？
唯一的选择：辞职
千辛万苦回到家的王淼最先收到的是居委会的嗔怪，“有个人说燕郊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都不在，净给我们添麻烦”，王淼觉得这句话让人好气又好笑，“我知道他说的是气话，但还是很难理解。谁都知道很多在燕郊买房的人都是为了去北京上班，怎么我们的日常生活还叫添麻烦了呢？”
公司产品升级日期将近，王淼不仅要跟居委会掰扯何时才能回去上班，还要安抚领导情绪，告诉他会尽早回到工作岗位。“那几天光是想怎么跟领导道歉，就费尽了脑筋。”
虽然公司暂时能理解他的处境，但对王淼这个能承受得住每天几个小时通勤时间的人来说，繁琐的进出京环节，让他始终在精神临界状态。
在返家后第三天下午，王淼崩溃了。因为怎么也调试不好一个非常简单的程序，他突然坐在客厅地板痛哭起来。
“我那天就提了辞职。”说到这些，王淼眼中满是疲惫。
“就是觉得累了。之前在北京工作，燕郊买房，每天都雄心壮志，从未退缩过。然而这几年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加之疫情期间连回家和上班都成了问题，让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当时的选择是不是错了，所以决定先休息一段时间看看”。
当梦想变为幻想
和王淼一样，去北京工作、在燕郊买房，是买不起北京房子的北漂一族们为未来构想的美好蓝图之一，尤其是在2017年限购政策出台之前。
虽然拥堵的交通一度是无数打工人的通勤噩梦，但相比于如今的常态化核酸以及不确定的政策变化，两地奔波的候鸟生活还不算难捱。
李文2012年到2016年在北京读大学，虽然还是学生，但他的父母在当时颇有远见，“2014年，燕郊的房价每平米突破了一万，我爸当时背着我一个人去河北看房，房子看完了才告诉我。”
李文此前并不关心买房之类的事情，也从未想过父母当年执意让他填报北京志愿的良苦用心。但在那之后，他眼见着燕郊的房价涨了又涨，父亲几乎每隔几天就打电话跟他提房子的事。
他也是后来才醒悟过来，是房子抢得太厉害了，“那时候新房售楼处还有因为买不到房子打架的”。
这团房地产泡沫在2017年随着燕郊的限购政策进入尾声。彼时的李文已经毕业，找到了一份留在北京的工作，虽然父母给他买好了房子，但李文并没有住去燕郊。
“太折腾了，每天通勤起码得浪费掉三个小时，上班已经够辛苦了，我不想让自己那么累，再加上我们公司当时有租房补贴，公司附近3公里内可以减免一部分房租。”
不过，随着限购令的实施，李文明显感觉到，燕郊的房连出租都变得艰难了。前两年，他的上一任租客从北京回老家之后，房子更是空置了差不多大半年的时间。
“别说出租了，连房屋中介都关了好几家，我的房子原先挂牌了4家中介，后来只剩2家了，没什么人上门看房。”
所幸，当时家人帮忙购置的燕郊房产基本没有什么贷款。疫情以来，李文光是在小区的业主群里，就听说了许多房贷断供的事情。“有的人半年还不上，房子就拿去法拍了，就算最后有人收，也就只有一半的价格，房子没了还得继续还六位数的钱。”
断供的原因各种各样，有因为降薪、裁员的，也有做小本生意结果在疫情中亏损的，还有因为生了孩子开销陡增的。
环京不如离京？
李文一毕业就进入互联网大厂，如今也算是老员工了，“但你知道，裁员就像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知道哪天就落到自己头上了。”
燕郊收租来的钱差不多可以付清他在北京的房租，后来房子租不出去，他更没有回去住的打算，也跟家里商量过把房子出手的事情。
“爸妈表面上说起码要等涨一点再卖，但我隐隐觉得，他们还是对这套房子抱有希望。”
李文对北京户口没什么执念，尤其是燕郊逐步开放了落户政策，更是让他觉得，那些想通过投资燕郊房产来获得北京户口的想法，基本是指望不上了。
最近的北京疫情期间， 李文接到了中介的电话，说有人有意愿买下他手中的这套房，在各种线上沟通后，买家似乎下定了决心，也敲定了看房的日期，但他在6月11号又收到了燕郊要静态管理3天的消息。“也只能等等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恢复。”
三个月前从公司冲动辞职的王淼，也动起了卖掉燕郊房子的想法，通勤的痛苦之外，还有另一个让他自己都非常惊讶的原因。
他在最近艰难的就业市场上发现，住在环京地带居然成了简历上的“污点”。一个招聘平台上的HR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家住得太远很难考虑offer，“他的原话是：‘燕郊可能得再等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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