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冬至才是“年”的祖宗
俗话说“冬至大如年，人间小团圆”！冬至难道比过年还“大”？
一般我们说到新年，有的指公历元旦新年，有的指农历春节，冬至跟“年”又是怎么扯上的关系呢？
最早的新年，其实就是冬至。
上古时期，我们的祖先通过对天象的观测，很早就确定了一个回归年为366天，还设置了闰月的调节规则。为了让一年的日子过的更有规律，精通天象的人根据太阳的明显变化，首先确定了四个特别的日子——“日中、日永、宵中、日短”，其实就是咱们现在说的“春分、夏至、秋分、冬至”。
《尚书·尧典》:"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上面原文的意思是说——鸟星（即:星宿一）升到正南中天时，正是仲春(春分)，这时昼夜长度相等；当大火(心宿二)升到正南，正是仲夏(夏至)，这时白昼时间最长；当虚星(虚宿一)升到正南，就是仲秋(秋分)，这时昼夜长度也相等；当昴星(昴宿一)升到正南，就是仲冬(冬至)，这时白昼最短。
据专家研究，这段文字描述的天象应发生在公元前2400年前后，也就是帝尧的在位期间。
因此，二分二至这几个重要节气，在中华文明的五千年发展史的早期，就已经被确立了。到战国后期，《吕氏春秋》中又增加到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等八个节气。
“二十四节气”的说法，最早出现在西汉的《淮南子·天文训》中，汉武帝时将二十四节气正式编入《太初历》。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长期经验的积累和智慧的结晶，每一个节气，都有其独特的存在意义。
尤其是冬至。《汉书》里记载：“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周朝就是以冬月（十一月）作为正月的，同时以冬至为岁首过新年。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冬至一阳生”。自冬至起，天地阳气开始生发，代表了新的一个循环开始，是一年的起点，是大吉之日。所以在周朝、秦朝，冬至一直作为“春节”来过，过冬至也就是过年。
“冬至节”的来历
后来，到了汉武帝时期采用了夏历，才把正月和冬至分开，冬至成为了一个特殊的节日。所以，“冬至节”始于汉代，盛于唐宋，相沿至今。《后汉书》记载：“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政，择吉辰而后省事。”所以这天官府上下要放假，军队待命，商旅停业，亲朋相互拜访，馈赠美食。魏晋六朝时，冬至称为“亚岁”，要向父母长辈拜贺。宋朝以后，冬至逐渐成为祭祀祖先和神灵的节庆活动。
明清两朝史料记载，每年冬至日的圜丘祭天，礼仪极其隆重，具体地点就是在北京中轴线上的天坛圜丘了。
圜丘坛为雕砌的三层露天圆台，四面有栏杆、台阶，外围有两道外方里圆的围墙象征着“天圆地方”。其北有一座圆殿皇穹宇，是存放祭天用天神牌位的专用建筑。皇穹宇外有圆形围墙，南面有三座砖拱门，俗称“回音壁”。坛中心的圆形石板即是天心石，站在上面高喊或发出敲击声，周围即起回音。每年冬至皇帝祭天，恭读祝文就是站立在这里，一呼百应。
直至今日，我们过元旦，过春节，甚至很多西方节日也成为了消费日聚餐日，“冬至节”反而被遗忘了。
俗话说“冬至大如年，人间小团圆”！冬至难道比过年还“大”？
一般我们说到新年，有的指公历元旦新年，有的指农历春节，冬至跟“年”又是怎么扯上的关系呢？
最早的新年，其实就是冬至。
上古时期，我们的祖先通过对天象的观测，很早就确定了一个回归年为366天，还设置了闰月的调节规则。为了让一年的日子过的更有规律，精通天象的人根据太阳的明显变化，首先确定了四个特别的日子——“日中、日永、宵中、日短”，其实就是咱们现在说的“春分、夏至、秋分、冬至”。
《尚书·尧典》:"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上面原文的意思是说——鸟星（即:星宿一）升到正南中天时，正是仲春(春分)，这时昼夜长度相等；当大火(心宿二)升到正南，正是仲夏(夏至)，这时白昼时间最长；当虚星(虚宿一)升到正南，就是仲秋(秋分)，这时昼夜长度也相等；当昴星(昴宿一)升到正南，就是仲冬(冬至)，这时白昼最短。
据专家研究，这段文字描述的天象应发生在公元前2400年前后，也就是帝尧的在位期间。
因此，二分二至这几个重要节气，在中华文明的五千年发展史的早期，就已经被确立了。到战国后期，《吕氏春秋》中又增加到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等八个节气。
“二十四节气”的说法，最早出现在西汉的《淮南子·天文训》中，汉武帝时将二十四节气正式编入《太初历》。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长期经验的积累和智慧的结晶，每一个节气，都有其独特的存在意义。
尤其是冬至。《汉书》里记载：“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周朝就是以冬月（十一月）作为正月的，同时以冬至为岁首过新年。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冬至一阳生”。自冬至起，天地阳气开始生发，代表了新的一个循环开始，是一年的起点，是大吉之日。所以在周朝、秦朝，冬至一直作为“春节”来过，过冬至也就是过年。
“冬至节”的来历
后来，到了汉武帝时期采用了夏历，才把正月和冬至分开，冬至成为了一个特殊的节日。所以，“冬至节”始于汉代，盛于唐宋，相沿至今。《后汉书》记载：“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政，择吉辰而后省事。”所以这天官府上下要放假，军队待命，商旅停业，亲朋相互拜访，馈赠美食。魏晋六朝时，冬至称为“亚岁”，要向父母长辈拜贺。宋朝以后，冬至逐渐成为祭祀祖先和神灵的节庆活动。
明清两朝史料记载，每年冬至日的圜丘祭天，礼仪极其隆重，具体地点就是在北京中轴线上的天坛圜丘了。
圜丘坛为雕砌的三层露天圆台，四面有栏杆、台阶，外围有两道外方里圆的围墙象征着“天圆地方”。其北有一座圆殿皇穹宇，是存放祭天用天神牌位的专用建筑。皇穹宇外有圆形围墙，南面有三座砖拱门，俗称“回音壁”。坛中心的圆形石板即是天心石，站在上面高喊或发出敲击声，周围即起回音。每年冬至皇帝祭天，恭读祝文就是站立在这里，一呼百应。
直至今日，我们过元旦，过春节，甚至很多西方节日也成为了消费日聚餐日，“冬至节”反而被遗忘了。
【商丘，中华根亲文化圣地】在长达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历程中，商丘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商丘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火文化之乡、殷商文化之源，也是中华众多姓氏的发源地。商丘是燧人氏的故乡，燧人氏不仅是华夏人工取火的发明者，而且被称作“万姓之祖”。《三坟》曰：“伏羲氏，燧人子也，因风而生，故为风姓。”源自燧人氏的“风”姓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姓氏，堪称中华第一姓，燧人氏也成了比伏羲氏更早的中华“万姓之祖”。商丘是中华第一姓氏——风姓的诞生地、中华民族的姓氏起源地。
2006年4月，中国首届火文化研讨会在商丘召开，与会30多位专家就燧皇陵在商丘达成共识的第一条就明确：“燧人氏发明了钻木取火，成为见诸中国文献记载的第一位人文始祖，开启了人类文明的新纪元。燧人氏是三皇中的第一皇，创立结绳纪历和信风历，命族为风姓，族下分氏，演化为后世的历史各民族和当代中华各民族、当代万家姓，是中华本源文化的根，是中华民族的根。风姓的确立，标志着中华民族的姓氏起源。”
商丘古城南22.5公里，有一个有4300年历史、以帝喾高辛氏的名字命名的古老集镇——睢阳区高辛镇。高辛镇西北有一座帝喾陵。
“帝喾是五帝中的第三帝，他前承炎黄，后启尧舜，奠定华夏基根，是华夏民族的共同人文始祖，被殷商族人认为是其第一位先祖。”商丘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商丘古城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张学勇说。
帝喾高辛氏，姬姓，名夋（俊）自号喾，黄帝曾孙，祖父玄嚣（史称少昊或少皞），父亲蟜极，母亲握裒，生于高辛（今商丘市睢阳区高辛镇），15岁受封为辛侯，30岁受禅即位，称帝喾高辛氏。
帝喾后裔，枝繁叶茂。其子：挚、尧相继为帝，契为商朝之祖，后稷为周朝之祖，尧之后裔有汉朝刘氏天下等。商朝、周朝、汉朝三大王朝皆为帝喾子孙。帝喾后裔姓氏有1700多个，在现行按人口比例排列的百大姓氏中，有86个姓氏源于高辛帝喾。帝喾后裔中，从古至今称帝称王者有280多位，称帝称王时间有3000多年。
商都南亳景区商汤庙位于睢阳区坞墙镇南亳村，其主体建筑——汤王台是一座18米高的高台。2022年3月，汤王台与帝喾陵、微子祠、归德田氏先祠共同被商丘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商丘市姓氏文化研究会授予第一批“商丘市根亲文化研学基地”称号。
商朝又称殷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王朝，从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自天乙（成汤）至帝辛（商纣），共17世31王，前后经历了将近600年。据考证，殷商子姓先后派生185个姓氏，契建商族后，子姓派生出的姓氏有：子、契、阏、相、商丘、商、空桐等16姓；汤建商朝后，子姓派生出的姓氏有：汤、孔、武、邓、殷等48姓；商亡后，太丁后裔派生出的姓氏有：宋、戴、林、王、孙、柴、李、皇甫、皇、牛等121姓。
“天下宋氏源于商。”宋氏，最早源自子姓，起源于商丘，微子启为得姓始祖。很多商丘人都记得这样一个场景：2000年10月，印尼华侨宋良浩带着家人来到商丘古城西南12公里的微子墓焚香祭拜、认祖归宗。从那一年开始，宋良浩开始在宋氏祖地商丘捐资，截至目前已捐助170多所小学、12所初中、1所高中及多家医院，计2亿多元人民币。
三陵台，位于商丘古城西北9公里处的梁园区王楼乡境内，为西周宋国宋戴公等三公的王陵，是海内外宋氏、戴氏、牛氏、武氏等姓氏的寻根圣地。
商丘是孔子的祖籍地，老子的重要活动地，庄子、墨子等的故里，是诞生“中华圣人文化圈”的宋国都城所在之地。孟子、贾谊、范仲淹等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很多先贤都和商丘素有渊源。张巡、许远在唐朝“安史之乱”之际，坚守睢阳城（今商丘），“守一城捍天下”，至今在东南沿海及东南亚华人居住区，供奉张巡、许远“双忠”文化的信民数以万计。明清之际，归德府还出现了众多名门望族。
根亲文化，是以根为缘而发生和发展的一种追索族源、血脉相继的文化现象，包含姓氏文化、始祖文化和民俗文化等丰富内容。
商丘是中华民族的姓氏起源地、中华众多姓氏的发源地，历朝历代名人辈出，根亲文化丰富多彩。商丘由此成为中华根亲文化的圣地。（商丘日报记者 白鹏）
2006年4月，中国首届火文化研讨会在商丘召开，与会30多位专家就燧皇陵在商丘达成共识的第一条就明确：“燧人氏发明了钻木取火，成为见诸中国文献记载的第一位人文始祖，开启了人类文明的新纪元。燧人氏是三皇中的第一皇，创立结绳纪历和信风历，命族为风姓，族下分氏，演化为后世的历史各民族和当代中华各民族、当代万家姓，是中华本源文化的根，是中华民族的根。风姓的确立，标志着中华民族的姓氏起源。”
商丘古城南22.5公里，有一个有4300年历史、以帝喾高辛氏的名字命名的古老集镇——睢阳区高辛镇。高辛镇西北有一座帝喾陵。
“帝喾是五帝中的第三帝，他前承炎黄，后启尧舜，奠定华夏基根，是华夏民族的共同人文始祖，被殷商族人认为是其第一位先祖。”商丘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商丘古城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张学勇说。
帝喾高辛氏，姬姓，名夋（俊）自号喾，黄帝曾孙，祖父玄嚣（史称少昊或少皞），父亲蟜极，母亲握裒，生于高辛（今商丘市睢阳区高辛镇），15岁受封为辛侯，30岁受禅即位，称帝喾高辛氏。
帝喾后裔，枝繁叶茂。其子：挚、尧相继为帝，契为商朝之祖，后稷为周朝之祖，尧之后裔有汉朝刘氏天下等。商朝、周朝、汉朝三大王朝皆为帝喾子孙。帝喾后裔姓氏有1700多个，在现行按人口比例排列的百大姓氏中，有86个姓氏源于高辛帝喾。帝喾后裔中，从古至今称帝称王者有280多位，称帝称王时间有3000多年。
商都南亳景区商汤庙位于睢阳区坞墙镇南亳村，其主体建筑——汤王台是一座18米高的高台。2022年3月，汤王台与帝喾陵、微子祠、归德田氏先祠共同被商丘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商丘市姓氏文化研究会授予第一批“商丘市根亲文化研学基地”称号。
商朝又称殷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王朝，从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自天乙（成汤）至帝辛（商纣），共17世31王，前后经历了将近600年。据考证，殷商子姓先后派生185个姓氏，契建商族后，子姓派生出的姓氏有：子、契、阏、相、商丘、商、空桐等16姓；汤建商朝后，子姓派生出的姓氏有：汤、孔、武、邓、殷等48姓；商亡后，太丁后裔派生出的姓氏有：宋、戴、林、王、孙、柴、李、皇甫、皇、牛等121姓。
“天下宋氏源于商。”宋氏，最早源自子姓，起源于商丘，微子启为得姓始祖。很多商丘人都记得这样一个场景：2000年10月，印尼华侨宋良浩带着家人来到商丘古城西南12公里的微子墓焚香祭拜、认祖归宗。从那一年开始，宋良浩开始在宋氏祖地商丘捐资，截至目前已捐助170多所小学、12所初中、1所高中及多家医院，计2亿多元人民币。
三陵台，位于商丘古城西北9公里处的梁园区王楼乡境内，为西周宋国宋戴公等三公的王陵，是海内外宋氏、戴氏、牛氏、武氏等姓氏的寻根圣地。
商丘是孔子的祖籍地，老子的重要活动地，庄子、墨子等的故里，是诞生“中华圣人文化圈”的宋国都城所在之地。孟子、贾谊、范仲淹等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很多先贤都和商丘素有渊源。张巡、许远在唐朝“安史之乱”之际，坚守睢阳城（今商丘），“守一城捍天下”，至今在东南沿海及东南亚华人居住区，供奉张巡、许远“双忠”文化的信民数以万计。明清之际，归德府还出现了众多名门望族。
根亲文化，是以根为缘而发生和发展的一种追索族源、血脉相继的文化现象，包含姓氏文化、始祖文化和民俗文化等丰富内容。
商丘是中华民族的姓氏起源地、中华众多姓氏的发源地，历朝历代名人辈出，根亲文化丰富多彩。商丘由此成为中华根亲文化的圣地。（商丘日报记者 白鹏）
简读《宋代 景德年造 黑釉鸟食罐》
：“宋真宗→景德年→景德镇→景德（年制年造）”
＊景德年号与景德镇
在中国南方有一个小镇，用皇帝年号命名，这就是景德镇。
景德（1004-1007）是宋真宗的年号，北宋使用这个年号共4年。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正式将新平镇（古昌南镇）改名为景德镇，皇帝赵恒将其年号赐予原名“昌南”的制瓷小城。清代徐松根据《永乐大典》中收录的宋代官修《宋会要》加以辑录而成的《宋会要辑稿.方域十二》载：“江东东路饶州浮梁县景德镇，景德元年置。”清代景德镇人氏蓝浦著《景德镇陶录》所载：“至宋景德年始置镇，奉御置造，因改名景德镇"。从此以后，景德镇的名字一直沿用至今，从此踏上了陶瓷之都的漫漫长路，陶瓷贯穿了它所有文化的血脉。
一座瓷都，半部陶瓷史！
＊瓷器年款
瓷器年款即以帝王年号为纪年的款识，是标明瓷器制作年代的一种款识，又称其为朝代款。最早的年款见于三国时青瓷虎子，上有“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铭文，为公元251年器物，虽然出现较早，但非严格意义上的年号款。
瓷器年款记录瓷器制造的朝代及年号，由四字或六字组成，一般见于器物的底部，也有横书在肩部或口沿部。年款通常为直书，应由上至下、右至左阅读。另外，横书年款也是从右至左阅读。
我国陶瓷上的款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特征，款识的内容能够反映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状况。它的发展由于与社会历史发展同步，所以陶瓷器上的款识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研究价值。
＊瓷器年款从何时开始？
近代名家许之衡《饮流斋说瓷》：“瓷皿有款，肇始于宋” ，在许之衡的书中明确肯定瓷器上落纪年款是从宋代开始，但现在釆用此论断的专家学者还是少数。
现在基本上认为在瓷器上题年款是从明朝起开始出现，一直延续至清朝，到民国建立时废止。明朝以前制作的瓷器则极罕见署有年款。特别是耿宝昌先生所著的《明清瓷器鉴定》，这本书里耿先生一个最重要的论断就是中华瓷器落真正意义年款是从明代永乐（朱棣）开始的，这一论断对千万收藏者的影响极为深远，现在很多专家学者也把它当做一个圣典。
＊明代之前是否存在瓷器年款？
明代之前肯定存在瓷器年款，与宋代相关的典籍里便有明确记载。
宋“景德年制(造)”款瓷器，按照文献记载，景德镇窑以皇帝年号命名纪年款，始自宋真宗景德年间。
①在宋代，凡是产瓷著名地区，都设有窑务官督理那地区的窑务，以便监制进御。景德镇的窑务监理，设置得很早。明清之《江西通志》载：“宋景德中置镇，始遣官制瓷贡京师，应官府之需，命陶工书建年‘景德’于器。”其机构称司务所，《景德镇陶录》“宋设司务所”。
②清代景德镇人氏蓝浦著《景德镇陶录》所载“至宋景德年始置镇，奉御置造，因改名景德镇"，“景德窑，宋景德年间烧造……真宗命进御瓷，器底书‘景德年制’四字。。。于是天下咸称景德镇瓷器。”这种由各民窑进贡的书有“景德”底款的瓷器，就概呼之为“景德窑”。
③清代康熙年间张九钺著《南窑笔记》：“景德陶之著名，则在于宋。盖因陶工制‘景德’年号于器底，故天下咸知有景德之窑。”
④清乾隆四十八年《浮梁县志》摘录《昌南历记》谓；“宋真宗遗官制瓷，贡于京师。应官府之需，命陶工书建年【景德】于器底，天下于是知有景德器矣。”
今天，从众多古籍记载可以明确宋代景德年间景德镇窑所制之瓷器至少部分是有“景德”（年制、年造）的底款，特别是贡瓷一定有此底款。 国家系博物馆和考古上至今未发现“景德（年制年造）”之实物，那么是否真的就没有实物？答案是否定的，景德（年制年造）之瓷器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景德／年制／年造”的意义
书有“景德／年制／年造”年款的是填补了史籍所载“景德／年造／年制”纪年款瓷器的一项空白，对瓷器纪年款起始年代的研究提供了实物，具重大历史、考古和文化意义，对千年瓷都景德镇的历史、文化、特别是陶瓷
史文化更具非同一般的特别意义 。
《景德年造黑釉鸟食罐的经济价值》
一堂鸟食罐的背后是一段历史与文化！
按照马未都的话来说，市场界定的价格是根据这件文物的文化价值而定。
真正的玩家就是要能够看到一件古玩其中包括的普通人看不到的内涵，善于发掘出它特殊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并以此来使一件不起眼的古玩身价百倍千倍。
《宋人：养鸟，我们是认真的！》
在养鸟的闲玩雅事历史长河里，宋人与鸟更值一叙。
“养鸟”的风俗在开封由来已久，宋代人孟元老所撰写的《东京梦华录》中就有对“养鸟”风俗的记述。从文献记载来看，宋人喜欢白鸽、鹦鹉、倒挂雀等鸟，宋徽宗就是其中的代表。
汴浚也在《说说开封的虫蚁儿》一文中说，当时的东京开封市场繁荣，在神州大地开了大规模、高水平的养鸟先河，标志着一种市民休闲文化的兴起壮大。
宋代是文化高度发展的时代，文化和艺术充满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养鸟上，其鉴赏水平明显提高，追求赏玩的品位和情趣，文化味更浓，讲究也更多。宋代养鸟和赏鸟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养鸟的娱乐性和赏鸟的艺术性的完美结合，主要得益于一大批文人雅士的积极参与，丰富了养鸟的文化内涵，提高了养鸟的档次，使养鸟真正成为了一项雅俗共赏的文化娱乐活动。
《宋代黑釉鸟食罐》
鸟食罐属于闲玩，属于趣味收藏，属于山水园林间的休闲收藏，它是人类与鸟类独特的感情纽带。
以养鸟为观赏、娱乐之由来已久，《李义山杂纂》中说：“至汉而养鹦鹉者纷纷矣。”
唐代诗人王建在《宫词》中道：“花时寂，闭院门，美人相并立琼轩，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未敢言。”可见早在汉唐时期，人们就已经在喂养鹦鹉等鸟类了。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瓷鸟食罐是东汉时期的，但已极为少见；唐宋元时期的也屡有发现，但为数也不多；到明清时期，就日益丰富起来。
在养鸟的闲玩雅事历史长河里，宋人与鸟更值一叙。
据史书记载，瓷质鸟食罐在宋颇受养鸟人的青睐，养鸟就要喂食，需要鸟食罐，小小鸟食罐故事满乾坤。宋人爱养白鸽、鹦鹉等鸟类，文献中有“东南之俗，以养鹁鸽为乐，群数十百，望之如锦”的记载。
宋人喜养鸟，连帝王也乐此不疲，宋代的几代皇帝都嗜好养鸟，宋徽宗更为疯狂。宋高宗，史书上也有“好养鸽，躬自飞放”的记载，他在宫中也养了100多只鹦鹉。艺术皇帝宋徽宗对孔雀关爱有加，邓椿《画继》记载：“宣和殿前植荔枝，既结实，喜动天颜（宋徽宗）。宋徽宗画有一幅《五色鹦鹉图》，并亲自题文说：“五色鹦鹉来自岭表……纵目观之，宛胜图画。”
鸟食罐不是简单的“鸟具”，而是具有实用价值的艺术品，它凝聚了先人的智慧和手艺，彰显着艺术魅力，传承着华夏文明，鸟食罐里的雅兴风情更是让人迷恋。
《景德年造》黑釉鸟食罐
造型圆润，大气之膛，气韵苍秀，洵称妙品，壁衣苍苔，瓦被斑驳，色之苍玄，纯朴未散。
：“宋真宗→景德年→景德镇→景德（年制年造）”
＊景德年号与景德镇
在中国南方有一个小镇，用皇帝年号命名，这就是景德镇。
景德（1004-1007）是宋真宗的年号，北宋使用这个年号共4年。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正式将新平镇（古昌南镇）改名为景德镇，皇帝赵恒将其年号赐予原名“昌南”的制瓷小城。清代徐松根据《永乐大典》中收录的宋代官修《宋会要》加以辑录而成的《宋会要辑稿.方域十二》载：“江东东路饶州浮梁县景德镇，景德元年置。”清代景德镇人氏蓝浦著《景德镇陶录》所载：“至宋景德年始置镇，奉御置造，因改名景德镇"。从此以后，景德镇的名字一直沿用至今，从此踏上了陶瓷之都的漫漫长路，陶瓷贯穿了它所有文化的血脉。
一座瓷都，半部陶瓷史！
＊瓷器年款
瓷器年款即以帝王年号为纪年的款识，是标明瓷器制作年代的一种款识，又称其为朝代款。最早的年款见于三国时青瓷虎子，上有“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铭文，为公元251年器物，虽然出现较早，但非严格意义上的年号款。
瓷器年款记录瓷器制造的朝代及年号，由四字或六字组成，一般见于器物的底部，也有横书在肩部或口沿部。年款通常为直书，应由上至下、右至左阅读。另外，横书年款也是从右至左阅读。
我国陶瓷上的款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特征，款识的内容能够反映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状况。它的发展由于与社会历史发展同步，所以陶瓷器上的款识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研究价值。
＊瓷器年款从何时开始？
近代名家许之衡《饮流斋说瓷》：“瓷皿有款，肇始于宋” ，在许之衡的书中明确肯定瓷器上落纪年款是从宋代开始，但现在釆用此论断的专家学者还是少数。
现在基本上认为在瓷器上题年款是从明朝起开始出现，一直延续至清朝，到民国建立时废止。明朝以前制作的瓷器则极罕见署有年款。特别是耿宝昌先生所著的《明清瓷器鉴定》，这本书里耿先生一个最重要的论断就是中华瓷器落真正意义年款是从明代永乐（朱棣）开始的，这一论断对千万收藏者的影响极为深远，现在很多专家学者也把它当做一个圣典。
＊明代之前是否存在瓷器年款？
明代之前肯定存在瓷器年款，与宋代相关的典籍里便有明确记载。
宋“景德年制(造)”款瓷器，按照文献记载，景德镇窑以皇帝年号命名纪年款，始自宋真宗景德年间。
①在宋代，凡是产瓷著名地区，都设有窑务官督理那地区的窑务，以便监制进御。景德镇的窑务监理，设置得很早。明清之《江西通志》载：“宋景德中置镇，始遣官制瓷贡京师，应官府之需，命陶工书建年‘景德’于器。”其机构称司务所，《景德镇陶录》“宋设司务所”。
②清代景德镇人氏蓝浦著《景德镇陶录》所载“至宋景德年始置镇，奉御置造，因改名景德镇"，“景德窑，宋景德年间烧造……真宗命进御瓷，器底书‘景德年制’四字。。。于是天下咸称景德镇瓷器。”这种由各民窑进贡的书有“景德”底款的瓷器，就概呼之为“景德窑”。
③清代康熙年间张九钺著《南窑笔记》：“景德陶之著名，则在于宋。盖因陶工制‘景德’年号于器底，故天下咸知有景德之窑。”
④清乾隆四十八年《浮梁县志》摘录《昌南历记》谓；“宋真宗遗官制瓷，贡于京师。应官府之需，命陶工书建年【景德】于器底，天下于是知有景德器矣。”
今天，从众多古籍记载可以明确宋代景德年间景德镇窑所制之瓷器至少部分是有“景德”（年制、年造）的底款，特别是贡瓷一定有此底款。 国家系博物馆和考古上至今未发现“景德（年制年造）”之实物，那么是否真的就没有实物？答案是否定的，景德（年制年造）之瓷器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景德／年制／年造”的意义
书有“景德／年制／年造”年款的是填补了史籍所载“景德／年造／年制”纪年款瓷器的一项空白，对瓷器纪年款起始年代的研究提供了实物，具重大历史、考古和文化意义，对千年瓷都景德镇的历史、文化、特别是陶瓷
史文化更具非同一般的特别意义 。
《景德年造黑釉鸟食罐的经济价值》
一堂鸟食罐的背后是一段历史与文化！
按照马未都的话来说，市场界定的价格是根据这件文物的文化价值而定。
真正的玩家就是要能够看到一件古玩其中包括的普通人看不到的内涵，善于发掘出它特殊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并以此来使一件不起眼的古玩身价百倍千倍。
《宋人：养鸟，我们是认真的！》
在养鸟的闲玩雅事历史长河里，宋人与鸟更值一叙。
“养鸟”的风俗在开封由来已久，宋代人孟元老所撰写的《东京梦华录》中就有对“养鸟”风俗的记述。从文献记载来看，宋人喜欢白鸽、鹦鹉、倒挂雀等鸟，宋徽宗就是其中的代表。
汴浚也在《说说开封的虫蚁儿》一文中说，当时的东京开封市场繁荣，在神州大地开了大规模、高水平的养鸟先河，标志着一种市民休闲文化的兴起壮大。
宋代是文化高度发展的时代，文化和艺术充满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养鸟上，其鉴赏水平明显提高，追求赏玩的品位和情趣，文化味更浓，讲究也更多。宋代养鸟和赏鸟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养鸟的娱乐性和赏鸟的艺术性的完美结合，主要得益于一大批文人雅士的积极参与，丰富了养鸟的文化内涵，提高了养鸟的档次，使养鸟真正成为了一项雅俗共赏的文化娱乐活动。
《宋代黑釉鸟食罐》
鸟食罐属于闲玩，属于趣味收藏，属于山水园林间的休闲收藏，它是人类与鸟类独特的感情纽带。
以养鸟为观赏、娱乐之由来已久，《李义山杂纂》中说：“至汉而养鹦鹉者纷纷矣。”
唐代诗人王建在《宫词》中道：“花时寂，闭院门，美人相并立琼轩，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未敢言。”可见早在汉唐时期，人们就已经在喂养鹦鹉等鸟类了。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瓷鸟食罐是东汉时期的，但已极为少见；唐宋元时期的也屡有发现，但为数也不多；到明清时期，就日益丰富起来。
在养鸟的闲玩雅事历史长河里，宋人与鸟更值一叙。
据史书记载，瓷质鸟食罐在宋颇受养鸟人的青睐，养鸟就要喂食，需要鸟食罐，小小鸟食罐故事满乾坤。宋人爱养白鸽、鹦鹉等鸟类，文献中有“东南之俗，以养鹁鸽为乐，群数十百，望之如锦”的记载。
宋人喜养鸟，连帝王也乐此不疲，宋代的几代皇帝都嗜好养鸟，宋徽宗更为疯狂。宋高宗，史书上也有“好养鸽，躬自飞放”的记载，他在宫中也养了100多只鹦鹉。艺术皇帝宋徽宗对孔雀关爱有加，邓椿《画继》记载：“宣和殿前植荔枝，既结实，喜动天颜（宋徽宗）。宋徽宗画有一幅《五色鹦鹉图》，并亲自题文说：“五色鹦鹉来自岭表……纵目观之，宛胜图画。”
鸟食罐不是简单的“鸟具”，而是具有实用价值的艺术品，它凝聚了先人的智慧和手艺，彰显着艺术魅力，传承着华夏文明，鸟食罐里的雅兴风情更是让人迷恋。
《景德年造》黑釉鸟食罐
造型圆润，大气之膛，气韵苍秀，洵称妙品，壁衣苍苔，瓦被斑驳，色之苍玄，纯朴未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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