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因为想自己早睡所以设置过了11点半后手机app自动锁住，导致每次打语通都自己自动被挂掉.....我重新打回去我爸又不知道在干嘛不接我电话....
2⃣️给我寄生活用品和水果的妈咪
3⃣️由于今天开会所以要提早去机构，老板请我们喝的奶茶
4⃣️5⃣️一直问我到宿舍没，结果给我送花。我一到宿舍刚放下书包就来敲我门，一打开门就捧着一束花出现（我人生第一次收到花，居然是小雏菊，应该是小雏菊吧？！）我就特别没礼貌的说了一句：送我菊花是什么意思？ 但还是被惊喜到了！
6⃣️昨天晚上问我最近在干嘛，问我为什么最近不找她！说：我不找你，你就不会找我吗？55555我真的不太主动联系别人赚了钱就问我想吃啥好几次都这样[泪]一个姐妹顶无数个男人
7⃣️8⃣️很认真的一次兼职好好干
2⃣️给我寄生活用品和水果的妈咪
3⃣️由于今天开会所以要提早去机构，老板请我们喝的奶茶
4⃣️5⃣️一直问我到宿舍没，结果给我送花。我一到宿舍刚放下书包就来敲我门，一打开门就捧着一束花出现（我人生第一次收到花，居然是小雏菊，应该是小雏菊吧？！）我就特别没礼貌的说了一句：送我菊花是什么意思？ 但还是被惊喜到了！
6⃣️昨天晚上问我最近在干嘛，问我为什么最近不找她！说：我不找你，你就不会找我吗？55555我真的不太主动联系别人赚了钱就问我想吃啥好几次都这样[泪]一个姐妹顶无数个男人
7⃣️8⃣️很认真的一次兼职好好干
1928年6月，日本炸死张作霖，原来是想造成混乱局势乘机进占东北，但是没有达到目的。于是，日本就改变策略，鼓动张学良与国民党政权对立，以实现分化中国的阴谋。
张作霖死后一个多月，东北当局宣布治丧时，日本特派林权助为吊唁专使来奉天致祭。林权助是日本侵略中国的老手，有名的中国通，曾在中国做过多年的公使。
当时，张学良不愿与日本人多所应酬，所以在安排的招待日程中，张学良出席宴会的次数很少。其中一次是林久治郎（驻奉天总领事）在日本总领事馆设宴招待，中国方面出席的只有张学良和王家桢，日本方面出席的也不过七八个人。
宴后举行会谈，日本方面参加的为林权助、林久治郎、两名领事，由王家桢任翻译。
会谈开始后，首先由林权助说了很长一段话，大意是说:“满蒙是日本付出过重大牺牲而后得有特殊权益的地方，它是大和民族的生命线。如今，专以排斥外国势力为名的国民革命军的势力已经席卷华北，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来到满蒙。并且我们听说，张学良将军有和他们同流合污的打算。”
张学良当时的答话非常得体，大意是说：“我们一向尊重日本在东北的权益。至于说到国民革命军，我现在还和他们没有来往，至于何时我和他们有来往，我还不能断定。好在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事，换句话说，这是我们的内政，我想我们的邻邦并且也是我们的友邦，对我们家里的事不会太感兴趣吧!”
从这开头，双方就各持己见争论起来。争论到了最激烈的时候，林久治郎竟然指手画脚，以命令式的口吻说:“我们就是不准你挂旗!”
王家桢照着林久治郎的命令语气翻译给张学良，张学良勃然变色，说:“这是什么意思?”
于是，林权助又打圆场说:“我们这番劝告，不但是为了我们日本的特殊权益，也是为张将军自身的利益打算。当然，你不必害怕他们，我们绝对支持你。”
林权助接着又说:“你说你还没有和他们来往，那很好，希望你不要急于和他们来往。”
张学良这时态度也缓和下来，说:“日本朋友的好意忠告，我自当加以善意考虑。”
后来，外边有张学良答应日本在三个月内不挂旗的说法，显然是日本人放出的谣言。
不久，林久治郎要回国述职，张学良在大帅府设便宴为他践行。饭后，张和林久治郎举行会谈，王家桢和翻译在场作陪。
林久治郎提出一个新问题，他说:“日满亲善还有两大障碍:一是不合理的治外法权损害中国的主权，再是中国不许外国人在中国内地享有居住权。日本愿意比各国提前放弃在满洲内地的领事裁判权，前提是张将军也允许日本人在满洲内地有居住权。”
张学良听了，没加思索就说:“好，好!我们可以这样办。”
王家桢急忙从旁用日语问道:“就是内地的领事裁判权吗?那么租界和附属地、商埠地的呢?”当时林久治郎也没答复，张学良也不知道王家桢说的是什么。
林久治郎走后，王家桢追着张学良到他的卧室，焦急地说:“你和林总领事刚才说的话，他回国向日本内阁一报告，你的麻烦可就大了！”
张学良说:“取消治外法权的不平等条约，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呀!”
王家桢直言道:“他所说的领事裁判权在东北内地根本不存在。因为日本人在东北内地和非商埠地的商租权问题没有解决，他们绝对租不到房子，没法在内地居住。没有日本人居住的内地，哪来的领事裁判权呢?倘若你允许他们有内地居住权，他们就可以买地押地，倚仗日本政府的势力，那还得了!”
张学良有点不悦，说:“那怎么办！我话已说出来了。”
王家桢建议写封亲笔信，就说今晚谈话很重要，惟恐翻译有差错，所以将谈话扼要告知，以免误会。张学良思索了一会儿才同意，并叫王家桢在他的卧室外屋立即将稿拟好。
这时已近午夜，王家桢敲门请张出来亲笔抄写，很久没有应声。王家桢正疑惑间，于凤至出来说:“他疲倦极了，有事明天再说吧。”
王家桢说:“不行，明早林总领事就走了，今晚非将这信写好不可。”
张学良那个时候身体非常不好，还是勉强出来将信抄好交给王家桢。王拿信回家，已过午夜。次早，王即将信交与林久治郎，并陪他去车站送行。
林久治郎对王家桢说:“翻译并没有错误，因为河野领事听得很清楚。不过这事也很关重要，既然有亲笔信，我们只有以信为凭了。等我回来，咱们好好谈谈，我们对阁下的意见非特别重视不可。”
当天下午，王家桢接到张学良十万火急电话，见面头一句话，就问亲笔信拿回来了没有。
王家桢问是对信的内容有不同意的地方，还是反悔不该写信。张说不是，但就是不愿意将亲笔信留给日本人，非要王把信拿回来。
王只得打电报到朝鲜汉城车站投交林久治郎，请他将信阅毕掷还。林久治郎当即回电说，等到东京用完后即邮还。王将林的电报拿给张学良看，张一笑了事。后来，王家桢才知道，因为自己说话太硬，逼张学良午夜写信，以张爱玩闹的性格，遂也给他出出难题，叫他出点冷汗。
但是，此后张学良每逢会见重要的外国人之后，常常问王家桢:“我今天说的话，有什么错的地方没有?”王也每次都是忠心耿耿，竭诚以对。#历史人物##军事专家##战争史#
张作霖死后一个多月，东北当局宣布治丧时，日本特派林权助为吊唁专使来奉天致祭。林权助是日本侵略中国的老手，有名的中国通，曾在中国做过多年的公使。
当时，张学良不愿与日本人多所应酬，所以在安排的招待日程中，张学良出席宴会的次数很少。其中一次是林久治郎（驻奉天总领事）在日本总领事馆设宴招待，中国方面出席的只有张学良和王家桢，日本方面出席的也不过七八个人。
宴后举行会谈，日本方面参加的为林权助、林久治郎、两名领事，由王家桢任翻译。
会谈开始后，首先由林权助说了很长一段话，大意是说:“满蒙是日本付出过重大牺牲而后得有特殊权益的地方，它是大和民族的生命线。如今，专以排斥外国势力为名的国民革命军的势力已经席卷华北，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来到满蒙。并且我们听说，张学良将军有和他们同流合污的打算。”
张学良当时的答话非常得体，大意是说：“我们一向尊重日本在东北的权益。至于说到国民革命军，我现在还和他们没有来往，至于何时我和他们有来往，我还不能断定。好在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事，换句话说，这是我们的内政，我想我们的邻邦并且也是我们的友邦，对我们家里的事不会太感兴趣吧!”
从这开头，双方就各持己见争论起来。争论到了最激烈的时候，林久治郎竟然指手画脚，以命令式的口吻说:“我们就是不准你挂旗!”
王家桢照着林久治郎的命令语气翻译给张学良，张学良勃然变色，说:“这是什么意思?”
于是，林权助又打圆场说:“我们这番劝告，不但是为了我们日本的特殊权益，也是为张将军自身的利益打算。当然，你不必害怕他们，我们绝对支持你。”
林权助接着又说:“你说你还没有和他们来往，那很好，希望你不要急于和他们来往。”
张学良这时态度也缓和下来，说:“日本朋友的好意忠告，我自当加以善意考虑。”
后来，外边有张学良答应日本在三个月内不挂旗的说法，显然是日本人放出的谣言。
不久，林久治郎要回国述职，张学良在大帅府设便宴为他践行。饭后，张和林久治郎举行会谈，王家桢和翻译在场作陪。
林久治郎提出一个新问题，他说:“日满亲善还有两大障碍:一是不合理的治外法权损害中国的主权，再是中国不许外国人在中国内地享有居住权。日本愿意比各国提前放弃在满洲内地的领事裁判权，前提是张将军也允许日本人在满洲内地有居住权。”
张学良听了，没加思索就说:“好，好!我们可以这样办。”
王家桢急忙从旁用日语问道:“就是内地的领事裁判权吗?那么租界和附属地、商埠地的呢?”当时林久治郎也没答复，张学良也不知道王家桢说的是什么。
林久治郎走后，王家桢追着张学良到他的卧室，焦急地说:“你和林总领事刚才说的话，他回国向日本内阁一报告，你的麻烦可就大了！”
张学良说:“取消治外法权的不平等条约，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呀!”
王家桢直言道:“他所说的领事裁判权在东北内地根本不存在。因为日本人在东北内地和非商埠地的商租权问题没有解决，他们绝对租不到房子，没法在内地居住。没有日本人居住的内地，哪来的领事裁判权呢?倘若你允许他们有内地居住权，他们就可以买地押地，倚仗日本政府的势力，那还得了!”
张学良有点不悦，说:“那怎么办！我话已说出来了。”
王家桢建议写封亲笔信，就说今晚谈话很重要，惟恐翻译有差错，所以将谈话扼要告知，以免误会。张学良思索了一会儿才同意，并叫王家桢在他的卧室外屋立即将稿拟好。
这时已近午夜，王家桢敲门请张出来亲笔抄写，很久没有应声。王家桢正疑惑间，于凤至出来说:“他疲倦极了，有事明天再说吧。”
王家桢说:“不行，明早林总领事就走了，今晚非将这信写好不可。”
张学良那个时候身体非常不好，还是勉强出来将信抄好交给王家桢。王拿信回家，已过午夜。次早，王即将信交与林久治郎，并陪他去车站送行。
林久治郎对王家桢说:“翻译并没有错误，因为河野领事听得很清楚。不过这事也很关重要，既然有亲笔信，我们只有以信为凭了。等我回来，咱们好好谈谈，我们对阁下的意见非特别重视不可。”
当天下午，王家桢接到张学良十万火急电话，见面头一句话，就问亲笔信拿回来了没有。
王家桢问是对信的内容有不同意的地方，还是反悔不该写信。张说不是，但就是不愿意将亲笔信留给日本人，非要王把信拿回来。
王只得打电报到朝鲜汉城车站投交林久治郎，请他将信阅毕掷还。林久治郎当即回电说，等到东京用完后即邮还。王将林的电报拿给张学良看，张一笑了事。后来，王家桢才知道，因为自己说话太硬，逼张学良午夜写信，以张爱玩闹的性格，遂也给他出出难题，叫他出点冷汗。
但是，此后张学良每逢会见重要的外国人之后，常常问王家桢:“我今天说的话，有什么错的地方没有?”王也每次都是忠心耿耿，竭诚以对。#历史人物##军事专家##战争史#
1928年6月，日本炸死张作霖，原来是想造成混乱局势乘机进占东北，但是没有达到目的。于是，日本就改变策略，鼓动张学良与国民党政权对立，以实现分化中国的阴谋。
张作霖死后一个多月，东北当局宣布治丧时，日本特派林权助为吊唁专使来奉天致祭。林权助是日本侵略中国的老手，有名的中国通，曾在中国做过多年的公使。
当时，张学良不愿与日本人多所应酬，所以在安排的招待日程中，张学良出席宴会的次数很少。其中一次是林久治郎（驻奉天总领事）在日本总领事馆设宴招待，中国方面出席的只有张学良和王家桢，日本方面出席的也不过七八个人。
宴后举行会谈，日本方面参加的为林权助、林久治郎、两名领事，由王家桢任翻译。
会谈开始后，首先由林权助说了很长一段话，大意是说:“满蒙是日本付出过重大牺牲而后得有特殊权益的地方，它是大和民族的生命线。如今，专以排斥外国势力为名的国民革命军的势力已经席卷华北，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来到满蒙。并且我们听说，张学良将军有和他们同流合污的打算。”
张学良当时的答话非常得体，大意是说：“我们一向尊重日本在东北的权益。至于说到国民革命军，我现在还和他们没有来往，至于何时我和他们有来往，我还不能断定。好在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事，换句话说，这是我们的内政，我想我们的邻邦并且也是我们的友邦，对我们家里的事不会太感兴趣吧!”
从这开头，双方就各持己见争论起来。争论到了最激烈的时候，林久治郎竟然指手画脚，以命令式的口吻说:“我们就是不准你挂旗!”
王家桢照着林久治郎的命令语气翻译给张学良，张学良勃然变色，说:“这是什么意思?”
于是，林权助又打圆场说:“我们这番劝告，不但是为了我们日本的特殊权益，也是为张将军自身的利益打算。当然，你不必害怕他们，我们绝对支持你。”
林权助接着又说:“你说你还没有和他们来往，那很好，希望你不要急于和他们来往。”
张学良这时态度也缓和下来，说:“日本朋友的好意忠告，我自当加以善意考虑。”
后来，外边有张学良答应日本在三个月内不挂旗的说法，显然是日本人放出的谣言。
不久，林久治郎要回国述职，张学良在大帅府设便宴为他践行。饭后，张和林久治郎举行会谈，王家桢和翻译在场作陪。
林久治郎提出一个新问题，他说:“日满亲善还有两大障碍:一是不合理的治外法权损害中国的主权，再是中国不许外国人在中国内地享有居住权。日本愿意比各国提前放弃在满洲内地的领事裁判权，前提是张将军也允许日本人在满洲内地有居住权。”
张学良听了，没加思索就说:“好，好!我们可以这样办。”
王家桢急忙从旁用日语问道:“就是内地的领事裁判权吗?那么租界和附属地、商埠地的呢?”当时林久治郎也没答复，张学良也不知道王家桢说的是什么。
林久治郎走后，王家桢追着张学良到他的卧室，焦急地说:“你和林总领事刚才说的话，他回国向日本内阁一报告，你的麻烦可就大了！”
张学良说:“取消治外法权的不平等条约，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呀!”
王家桢直言道:“他所说的领事裁判权在东北内地根本不存在。因为日本人在东北内地和非商埠地的商租权问题没有解决，他们绝对租不到房子，没法在内地居住。没有日本人居住的内地，哪来的领事裁判权呢?倘若你允许他们有内地居住权，他们就可以买地押地，倚仗日本政府的势力，那还得了!”
张学良有点不悦，说:“那怎么办！我话已说出来了。”
王家桢建议写封亲笔信，就说今晚谈话很重要，惟恐翻译有差错，所以将谈话扼要告知，以免误会。张学良思索了一会儿才同意，并叫王家桢在他的卧室外屋立即将稿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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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桢说:“不行，明早林总领事就走了，今晚非将这信写好不可。”
张学良那个时候身体非常不好，还是勉强出来将信抄好交给王家桢。王拿信回家，已过午夜。次早，王即将信交与林久治郎，并陪他去车站送行。
林久治郎对王家桢说:“翻译并没有错误，因为河野领事听得很清楚。不过这事也很关重要，既然有亲笔信，我们只有以信为凭了。等我回来，咱们好好谈谈，我们对阁下的意见非特别重视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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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桢问是对信的内容有不同意的地方，还是反悔不该写信。张说不是，但就是不愿意将亲笔信留给日本人，非要王把信拿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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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此后张学良每逢会见重要的外国人之后，常常问王家桢:“我今天说的话，有什么错的地方没有?”王也每次都是忠心耿耿，竭诚以对。
张作霖死后一个多月，东北当局宣布治丧时，日本特派林权助为吊唁专使来奉天致祭。林权助是日本侵略中国的老手，有名的中国通，曾在中国做过多年的公使。
当时，张学良不愿与日本人多所应酬，所以在安排的招待日程中，张学良出席宴会的次数很少。其中一次是林久治郎（驻奉天总领事）在日本总领事馆设宴招待，中国方面出席的只有张学良和王家桢，日本方面出席的也不过七八个人。
宴后举行会谈，日本方面参加的为林权助、林久治郎、两名领事，由王家桢任翻译。
会谈开始后，首先由林权助说了很长一段话，大意是说:“满蒙是日本付出过重大牺牲而后得有特殊权益的地方，它是大和民族的生命线。如今，专以排斥外国势力为名的国民革命军的势力已经席卷华北，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来到满蒙。并且我们听说，张学良将军有和他们同流合污的打算。”
张学良当时的答话非常得体，大意是说：“我们一向尊重日本在东北的权益。至于说到国民革命军，我现在还和他们没有来往，至于何时我和他们有来往，我还不能断定。好在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事，换句话说，这是我们的内政，我想我们的邻邦并且也是我们的友邦，对我们家里的事不会太感兴趣吧!”
从这开头，双方就各持己见争论起来。争论到了最激烈的时候，林久治郎竟然指手画脚，以命令式的口吻说:“我们就是不准你挂旗!”
王家桢照着林久治郎的命令语气翻译给张学良，张学良勃然变色，说:“这是什么意思?”
于是，林权助又打圆场说:“我们这番劝告，不但是为了我们日本的特殊权益，也是为张将军自身的利益打算。当然，你不必害怕他们，我们绝对支持你。”
林权助接着又说:“你说你还没有和他们来往，那很好，希望你不要急于和他们来往。”
张学良这时态度也缓和下来，说:“日本朋友的好意忠告，我自当加以善意考虑。”
后来，外边有张学良答应日本在三个月内不挂旗的说法，显然是日本人放出的谣言。
不久，林久治郎要回国述职，张学良在大帅府设便宴为他践行。饭后，张和林久治郎举行会谈，王家桢和翻译在场作陪。
林久治郎提出一个新问题，他说:“日满亲善还有两大障碍:一是不合理的治外法权损害中国的主权，再是中国不许外国人在中国内地享有居住权。日本愿意比各国提前放弃在满洲内地的领事裁判权，前提是张将军也允许日本人在满洲内地有居住权。”
张学良听了，没加思索就说:“好，好!我们可以这样办。”
王家桢急忙从旁用日语问道:“就是内地的领事裁判权吗?那么租界和附属地、商埠地的呢?”当时林久治郎也没答复，张学良也不知道王家桢说的是什么。
林久治郎走后，王家桢追着张学良到他的卧室，焦急地说:“你和林总领事刚才说的话，他回国向日本内阁一报告，你的麻烦可就大了！”
张学良说:“取消治外法权的不平等条约，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呀!”
王家桢直言道:“他所说的领事裁判权在东北内地根本不存在。因为日本人在东北内地和非商埠地的商租权问题没有解决，他们绝对租不到房子，没法在内地居住。没有日本人居住的内地，哪来的领事裁判权呢?倘若你允许他们有内地居住权，他们就可以买地押地，倚仗日本政府的势力，那还得了!”
张学良有点不悦，说:“那怎么办！我话已说出来了。”
王家桢建议写封亲笔信，就说今晚谈话很重要，惟恐翻译有差错，所以将谈话扼要告知，以免误会。张学良思索了一会儿才同意，并叫王家桢在他的卧室外屋立即将稿拟好。
这时已近午夜，王家桢敲门请张出来亲笔抄写，很久没有应声。王家桢正疑惑间，于凤至出来说:“他疲倦极了，有事明天再说吧。”
王家桢说:“不行，明早林总领事就走了，今晚非将这信写好不可。”
张学良那个时候身体非常不好，还是勉强出来将信抄好交给王家桢。王拿信回家，已过午夜。次早，王即将信交与林久治郎，并陪他去车站送行。
林久治郎对王家桢说:“翻译并没有错误，因为河野领事听得很清楚。不过这事也很关重要，既然有亲笔信，我们只有以信为凭了。等我回来，咱们好好谈谈，我们对阁下的意见非特别重视不可。”
当天下午，王家桢接到张学良十万火急电话，见面头一句话，就问亲笔信拿回来了没有。
王家桢问是对信的内容有不同意的地方，还是反悔不该写信。张说不是，但就是不愿意将亲笔信留给日本人，非要王把信拿回来。
王只得打电报到朝鲜汉城车站投交林久治郎，请他将信阅毕掷还。林久治郎当即回电说，等到东京用完后即邮还。王将林的电报拿给张学良看，张一笑了事。后来，王家桢才知道，因为自己说话太硬，逼张学良午夜写信，以张爱玩闹的性格，遂也给他出出难题，叫他出点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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